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姜毅然）

梁漱溟(1893—1988)，广西桂林人，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是中国现代思想家和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因为1953年与毛泽东公开“争论”而为人熟知，他对建国后一个时期内开展的阶级斗争并不完全赞同，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期开展的“批孔运动”更是明确表示反对。

“四人帮”发起“批林批孔”运动

1970年，中央决定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以使国家政治生活走上正轨。但在1970年夏季召开的筹备四届人大的庐山会议上，林彪集团却搞突然袭击，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用毛泽东当时的话说就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粉碎了林彪集团的阴谋。1971年9月，林彪策划暗杀毛泽东的阴谋败露，乘三叉戟飞机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

在调查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时，工作人员在林彪所住的北京毛家湾1号的卧室里，查到了许多林彪亲笔写的条幅，其中有许多孔子说的话。“四人帮”便借题发挥，说林彪的思想和孔子一脉相承，是继承了孔子的衣钵，决定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继续批林彪的极“右”，把矛头指向老干部。在他们的建议下，毛泽东也同意搞“批林批孔”。于是，在“四人帮”的鼓噪下，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梁漱溟因发表不同观点引人注目

在林彪事件没有发生之前的1970年，全国政协在组织讨论国家《宪法》草案时，梁漱溟就对在《宪法》中写上林彪是接班人的条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任何国家的宪法，都不能把谁是接班人写上，这不符合国家宪法的精神。梁漱溟当时提出这样的意见时，受到了批判，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后来四届人大会议没开成，讨论国家《宪法》草案自然也流产了。

林彪事件发生后，梁漱溟当时所提的意见，被许多人认为是有先见之明的。梁漱溟本人倒不这么看，他认为自己只是经过认真思考后，按照国家宪法的精神提出的。但不管怎么说，他当时能够提出这个意见，总不能算错误的。因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梁漱溟就因以前提出过反对林彪的意见而引人注目。

另外一个原因，是梁漱溟对孔子和儒学素有研究，“四人帮”及其亲信一直把他看作是现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因此，他们把眼睛紧紧盯住梁漱溟，想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整一整他。“批林批孔”运动是1973年10月在全国展开的。当时，已经恢复“学习”权利的在京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也被组织起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为了组织好政协委员们参加运动，还成立了全国政协“临时学习领导小组”，领导政协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个领导小组要求，全国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人士都必须参加学习。学习期间，除了学习上边指定的中央文件以及报纸上的社论文章外，还要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在学习中，参加者都不得不表态“拥护”“批林批孔”运动，违心地说自己受到了孔子学说的毒害，狠批“孔老二”，然后硬把孔孟之道和林彪的罪行联系在一起。

梁漱溟却与众不同，他在“批林批孔”学习会上不发言不表态，因此在参加学习的政协委员和知名人士中特别引人注目。“四人帮”的亲信发现了梁漱溟的态度与众不同，就自然地把他所在的学习小组——政协直属组，当成重点组，要针对梁漱溟开展一场斗争。

他们把梁漱溟所在的政协直属组当作重点，自然有他们的道理。第一，梁漱溟是对孔子和儒家哲学素有研究的著名学者，用当时的话说，是一位老牌的“一贯尊孔”派。第二，梁漱溟在任何学习会上都独立思考，说出的话也与众不同，从不随波逐流。

一开始，梁漱溟在学习会上不发言时，他们做了两种估计:一种是梁先生也随大流，表态支持“批孔”，如果这样的话，就证明梁先生从一个老“尊孔”派变为新“批孔”派，他们就可以大做宣传了;另一种是梁先生反对“批孔”，如果他那样做，他们就把梁漱溟当作“反面教材”，来个“批林批孔又批梁”。他们预想:第一种的可能性很小，第二种的可能性非常大。实际上，他们就等着抓住梁漱溟的把柄。

当时，参加政协学习会的许多人也十分希望能听到梁漱溟与众不同的声音。因为他们“批孔”确实是违心的，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表态支持“批林批孔”是不行的，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都说同样的话，已经腻味了，对于读文件读社论和文章，对于“四人帮”那种强加于人无限上纲的做法，大家内心十分反感。他们自己不敢公开唱反调，却特别希望梁漱溟这个敢于直言的人唱点反调，说一点与“四人帮”的亲信们不同的话。于是，大家便心照不宣地把眼光投放到梁漱溟身上，但愿他能一如既往地直言，说一说他们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四人帮”的亲信逼梁漱溟开口

梁漱溟似乎看出了不同的人的不同心情，但他就是不讲话，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四人帮”当时十分注意政协的学习情况，他们在听汇报时，得知梁漱溟不讲话，便猜出他心中有不同意见。而“四人帮”的亲信们为了邀功，开始主动挑衅，逼迫梁漱溟开口讲话。

一天，全国政协学习小组正在学习，外面传来消息说，首都体育馆开了一个大会，动员“批林批孔”，江青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她在动员“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也批判了梁漱溟，并说了这样的话:“梁漱溟何许人也。”

江青此言一出，手下人立即紧紧跟上，没过几天工夫，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就有人贴大字报，攻击梁漱溟。后来，又有上边传下来的江青讲话的录音带。这个录音带中，江青确实攻击了梁漱溟。于是，参加全国政协学习组的人对梁漱溟的下一步举动就更加注意了。

梁漱溟显然知道了这一情况，但他假装不知道，还是不讲话，一直保持沉默，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梁漱溟为什么保持沉默?事过多年之后，他说出了其中原委。他说:“那时候，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其实另有所图，她点了我的名，我脑子被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是咋回事。我只是认真地读报听文件，感到都是同一个声调，同一个‘立论’——那就是对孔子百分之一百的否定，并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我对此不能苟同，心里一直在否定。但我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既然弄不清来龙去脉，还是静观为好。不料想保持沉默也不行，非逼得我开口不可，尔后引出了好一番周折。”

其实，梁漱溟一言不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亲属朋友们劝他不要发言，也不要发表文章，以免引火烧身。梁漱溟为了不让亲属和朋友为自己操心，答应了他们。

但是，“四人帮”不允许梁漱溟保持这种态度，他们非要逼迫他讲话。当时，梁漱溟所在小组的20多个人都发言了，都表态拥护“批林批孔”，只有梁漱溟依旧保持沉默。但是，他们也不敢直接逼梁漱溟发言，因为在政协学习会上，发言是自由的，可以表态，也可以不发言，不好硬逼。但他们可以在会议上“动员”，这时便有人在“动员”时，不点名地对梁漱溟发出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感情问题立场问题。”尽管这样“动员”，还上纲上线地说梁漱溟不发言就是立场问题是感情问题，但梁漱溟仍然不发言。

这时，有人使出了激将法，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哲学系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

此人的激将法果然有一点效果，梁漱溟听他这样讲后，直摇头，不禁脱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见着他呢，我怀疑文章所说的是不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

梁漱溟的话音刚落，有人马上反击，声色俱厉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的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梁漱溟只是笑了一笑，没有再说什么。

这次会后，梁漱溟提笔给北大某教授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作为一位有信誉的学者，长期从事儒家学说研究，不应该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可能是因为梁漱溟的这封信也被“四人帮”手下的人知道了，从此对梁先生的追逼就更紧了。

在他们的催逼之下，梁漱溟只好搞一个简单表态。这个表态，确实是唱了“四人帮”的反调。

催逼之下梁漱溟简单表态

上次学习会上有人直接“警告”梁漱溟后，他仍然不打算与他们形成正面冲突。经过认真思考后，他写了一个简单的便条，决定在会上念一念，算是自己的表态。1973年12月14日的学习会上，梁漱溟把自己写好的便条带在身上，学习会开始后，好多人发言完毕，小组召集人把目光盯在梁漱溟身上，催促他也“谈一谈”。这时，梁漱溟才从容地拿出那张事先写好的便条，当场念道:

“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的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其协调若一，因为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样求得协和协调呢?那就是要求同存异。毛主席多次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文章不发表不公开，我无奈答应了他们。眼下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梁漱溟的这个发言虽然简短，虽然是念便条上的字，但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示出他反对“批林批孔”运动，特别是“批孔”。

梁漱溟的意见已经明确了，对会场所有的人是一个不小的震动。在这种大的政治运动中，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他竟然敢于公开提出反对“批林批孔”，好心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而处心积虑要抓梁漱溟把柄的人则暗自得意，觉得这下可抓到把柄了，可以开始批梁了。因此，梁的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抓住他说的“我准备专门写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发表”的话引诱他:“有话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嘛，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怕什么?”

梁漱溟一生光明正大，一贯反对搞阴谋诡计，此时有人反倒给他扣上了“阴谋诡计”的帽子，这对梁漱溟是个极大的侮辱，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但他忍了下来，努力坚持不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他退了一步，说:“我的文章太长，要在会上讲，会占各位许多宝贵时间，还是写完后交给领导参阅更好，不必公开。”但是，主持会议的人却穷追不舍，非要逼梁漱溟发言，紧逼一步说:“讲与不讲，由你自己定，但时间长没关系，听听你的高见，我们愿意奉陪。”

话讲到这个份上，梁漱溟已经没有退路了。既然非要他讲出自己的观点，不讲就是搞阴谋诡计，讲得长了也愿意奉陪，那么梁漱溟只好答应做准备，下一次会上讲。

梁漱溟发言反对“批孔”

这次学习会后，梁漱溟回去认真地做了准备，他把自己自从“批林批孔”开始以来的思考进行了系统整理，写出了一个长篇发言稿。

下一个学习会，是在1974年2月22日开的。这次来参加会议的人很齐，大体是为了听一听梁漱溟到底讲什么，而“四人帮”的亲信们也十分重视这次会议，专门安排人作记录。

会议开始时，他们便以十分严肃的气氛来对待这次会议，但梁漱溟却显得很轻松。这一天，他穿得很整洁，人也很有精神，带着一个大皮包，里面装着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参考书笔记本。

会议开始，他就站起来表示自己要发言，主持者立即同意。梁漱溟很从容地先从皮包里把讲稿参考书笔记本一件件取出，摆在会议室的茶几上。那年梁漱溟已经81岁了，虽然他身体很好，但毕竟是个老人了，出于客气，会议主持者请他坐下讲。梁先生有礼貌地摆摆手，表示自己就站着讲。

他仿佛像从前在北京大学课堂里讲佛学一样，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他讲话逻辑性很强，一环扣一环，在场的人鸦雀无声地听着，连咳嗽的声音都很少，许多人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着。

梁漱溟的发言，主题是疾呼孔子有功有过，不可全盘否定。这次学习会上，梁漱溟一个人就讲了半天，还没有讲完就到中午了，会议不得不暂时中止。由于梁先生没有讲完，主持者不得不说等下次学习会上让梁先生接着讲。

梁漱溟在政协学习会上作长篇发言反对批孔，半天没讲完的消息，立即在全国政协传开了。其他学习组的人知道了，全国政协机关知道了，不久全北京文化界许多人都知道了。听了全国政协的汇报，上边自然也知道了。但当时各方面还来不及作出反应，也就没有阻止梁先生下一次发言。

2月25日，政协继续开学习会，主持者照上次说的，让梁漱溟继续讲。梁先生接着上次的发言，又讲了一个半天。这两个半天，梁先生讲的话，内容很丰富，但集中于如何评价孔子，共有数万字。后来，会议安排的记录者汪东林先生将其内容整理了出来，并且公开发表了一些重要内容。

梁漱溟在长篇发言中，还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旁征博引颇为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没有经历过典型的奴隶制度的问题。梁的结论是:中国没有经历过像欧洲古罗马古希腊那样的典型的奴隶制社会，中国从原始社会以后一开始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初具封建宗法制度的社会，中国有为数有限的家奴而没有成群专事生产的奴隶;西周是封建社会，殷商也是封建社会，只是其完善的程度不同而已。梁漱溟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他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应当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说到此，梁漱溟的话锋一转:

“如今批判‘克己复礼’一词最时行，殊不知许多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克己’且不说了，单说这‘复礼’之‘礼’吧。既然中国并没有典型的奴隶社会，那么这‘礼’又怎能是指奴隶主之‘礼’呢?至于林彪写‘克己复礼’这张条幅，据说还在卧室挂了起来，究竟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己’和‘礼’又何所指?我看除了问他自己，别人难以解释。”

梁漱溟遭到批判却心态平静

在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竟然讲出这样一通话，自然避免不了挨批。果然，在梁漱溟发言之后不久，全国政协就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先是在全国政协出现了一些大字报，公开指责梁漱溟，后来又出现一些大标语，有的大标语很是扎眼:

“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

“梁漱溟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

在政协学习会议上，这些大标语也作为一些人的口号喊了出来，政协学习会转而展开了以批梁为主的学习阶段。在批判中，许多人讲不出多少道理，就来了个“老账新账一起算”，把梁漱溟搞乡村建设的事情提了出来，把搞和平建国的事提了出来，把1953年与毛泽东争论的事情提了出来，就是没有人提他在1970年讨论《宪法》草案时反对把林彪接班人地位写进《宪法》一事。

对于“老账新账一起算”，梁漱溟早有了思想准备，对于许多人批判他的发言，他坦然对待。他知道，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是有组织的，既然如此，难免有人安排大家在会上做表态性发言，然后推举代表，到大会去做批判发言，一时间，是搞得十分热闹的。因此，梁漱溟十分沉静，他只把自己当作观众，在台下一坐，听着别人批判他的发言，就好像听着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一样。会议休息时，梁漱溟走出会场，到外面一小片空地上打起太极拳。他的这种沉稳心态，使许多人暗中敬佩。

倒是被安排的发言者，显得十分忙乱。他们按照上边的要求写好发言稿后，上台违心地宣读，这是十分难受的，因此大家从心里不愿意去接这个差事。在后来的一系列批判会上，有些民主党派学习组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愿意上台读批判梁漱溟的发言，最后只得由上边裁决，指定某人为发言人。

梁漱溟始终保持一种沉稳的姿态，使会议主持者也难为情了，于是他们又组织人对梁漱溟进行具体追问，最让追问者自鸣得意的是:“你反对‘批林批孔’，你是不是反对批林彪?”本来，“四人帮”是把“批林批孔”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梁漱溟不能作出合情合理的解答，他们就会给梁漱溟扣上一个反对批判林彪的政治大帽子。

既然逼到这个份上，梁漱溟也就不能不回答了。他回答说:“林彪没有路线，他是一个鬼，没有人格，够不上做一个人!”

梁漱溟接着说:“‘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这从字面上我理解。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不过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人之说，讲出来怕与诸位不合拍，会产生新的麻烦，能暂容我不说更妥更好。”

梁漱溟本来是想作出简单解释之后，也就不再讲下去了。但他既然亮明自己关于“只批林，不批孔”的观点，并且提出自己的“批林”与众不同，那么就避免不了被人穷追下去。于是，有人就紧紧追问道:“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就全部讲出来，不把话全部讲出来，是过不了关的。”这样，迫使梁漱溟不得不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了。

梁漱溟说:“我的观点，一是林彪没有路线，批林就是批他不是人，是个鬼!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

尽管梁漱溟把自己的道理讲得入情入理，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竟然敢于这样公开反对“批林批孔”，就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了，在全国像梁漱溟这样公开反对一个大政治运动的人，恐怕是极少极少的。因此，“四人帮”抓住梁漱溟，对他展开批判就不奇怪了。梁漱溟的发言和他后来解释的许多话，被他们断章取义，拿来任意发挥，上纲上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还不断升级，开始时还限于梁漱溟所在的20多人的政协直属学习组，后来便上升为一两百人参加的联组批判会，以加大“批林批孔又批梁”的作战威力。

梁漱溟说:“匹夫不可夺志!”

梁漱溟本人并不想把这种批判持续下去。他知道，自己的发言实际上是逼迫的产物，可也确实是自己想要说的话，但他仍然迫切希望能尽快结束这场对自己的批判。他当然是不怕批判的，这是他的品格。但是，他不希望这件事扩大，以至于影响大局，也不希望与勉强上台作批判的发言者伤了和气。出于这种想法，在批判展开之后不久，他便主动检查自己的初衷和效果问题。

1974年3月8日，梁漱溟在小组会上作了检查。负责记录的汪东林记下了梁漱溟下面这些话:“最近我大胆狂妄地放言高论起来，我原说文章写出后亦不公开拿出来。‘仍不公开’的话说了多次，就是怕公开出来不合适。第一怕文章内容上的学术分析研究，远离了当前的政治运动，文不切题;第二怕有碍于当前的政治运动，没料到不拿出来的东西，竟然拿出来其中一部分，很有碍的一部分，自己违背了初心，忘记了自己的政治任务。这错误不怪自己怪谁?又犯了老毛病，个人英雄主义，好胜逞强。错误是我的错误，罪过是我的罪过，一切我应担当。”“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仁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委员说，不要再称我什么‘梁老梁先生’了，真是快人快语，痛快人说痛快话。有声有色，会上的气氛才像个样儿，所以上次临散会，他话没讲完，主持会议的于老(树德)说下次接着讲，我也站起来应声说‘下次再讲吧!’我心里此时没有我，只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和任务，可惜我不能经常这样无我——如果我那样高明，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错误了。”

1974年3月11日，梁漱溟又在学习会上检查自己说:“我的长篇发言远离了当前‘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有碍于当前群众的‘批孔’，错误是严重的。本学习组同仁对我的一切斗争都是理所当然，我不应再诉说什么。再说话，便是错上加错，我只有静听的义务了。”

但是，梁漱溟对于自己的观点是决不改变的，是坚持到底的。这样，尽管他一再检查自己发言的初衷态度个人英雄主义逞强等，但他只要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说假话，想结束这场批判，也是不可能的。结果，他越解释，别人抓他的把柄就越多，批判会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新内容，有人还特别抓住他对待“批林批孔”运动的态度问题。

面对“四人帮”亲信始终抓住不放，面对他们的穷追不舍，梁漱溟知道自己怎么检查也没有用了，他横下一条心，不再说话了。从1974年3月中旬以后，他就不说话了，但他坚持每会必到，洗耳恭听。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批判会开了几十次。只是在众人一再追问他对待批判林彪的态度时，他才断断续续地讲了前边摘录的汪东林先生整理并发表的那些话。

批判梁漱溟，他却不说话，这使得批判者们也感到没有什么意思，加上天气太热，大家也厌倦了开大会。于是，到1974年9月下旬，大家就结束了联组批判会，又回到各自的小组去。在结束联组批判回到小组的第一天会议上，主持人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他有什么感想，梁先生并不回答，主持人一而再地问。不料，梁先生竟脱口说出下面的话: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这句话显然激怒了会议主持人和一些积极分子。主持者问:“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梁先生朗声解释道:“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在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就是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漱溟在说这段话时，小组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在认真地听。梁先生说完这些话后，半晌无人说话，也许人们都在思考梁先生话中的真意，也许大家也在反思自己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言行。只有少数几个人站起来嚷道:“梁漱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但这些话毫无力量，也没有多少人应和。

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的发言无疑每次都报告给了上边，但上边一直没有什么处理意见。就在结束联组会议转为小组会议几天后，上边传下话来说:梁漱溟不可改悔，不必和他纠缠，不要“转移了大方向”。随着这句话的传来，对梁漱溟的批判也就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