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间男厕改成女厕，南京这家商场被骂成“男厕全没了”

南京景枫中心把17间男厕里的4间改成了女厕，缓解女厕排队，没想到两个月后被一条视频骂成“取消了全部男厕”。

我第一次看到那块红牌子——“此处仅有女卫生间，男卫生间请沿通道直走”——心里咯噔一下：原来风波，有时候只需要一个角度刁钻的镜头。

这事说难不难。

二三四层的工法很直接，敲掉小便池，贴上新瓷砖，换掉门口的标识就能启用；负一层费点劲，工程负责人李广庆把排水重新走了一遍，把小便池改成三个蹲位。

最麻烦的其实是去楼下店铺打招呼，毕竟下水点位在别人头上，他拎着图纸一家家解释，好在大家一句“这是好事”就给过了。

说实话，这种“彼此成全”的时刻，比施工本身更让我感动。

为什么要改，答案很日常：这家商场工作日客流六七万，店庆时飙到十五万。

女厕排队半小时并不罕见，李广庆看多了，赶上孩子憋尿的妈妈急急忙忙求助，他和同事就把女客人带去员工厕所应急——“我们站在门口把着”，那句干脆的话，我听着也替他们捏把汗。

年末讨论妇女节怎么做“女性友好”时，95后的鲁浩宇提出不如“真刀真枪”多加女厕，市场、工程、保洁、客服一拍即合。

调研后发现，男厕位136个、女厕位118个，难怪队伍永远在女厕口。

加建排污几乎不可能，于是用存量做分配，20天干完，女男厕位比拉到1.3:1——不是完美，但终于顺了口气。

风暴来的时候，没人以为是上“民生新闻”的方式。

B站一段视频只拍到“此处仅有女卫生间”，配上“南京景枫中心大比例取消男厕”的定语，播放很快过了四十万。

负面评价堵进大众点评，骂人电话接二连三，12315也来问：“你们真没男厕了吗？”

沿着那张图前走五米就是“直走有男厕”的红牌子，可很多人没打算走这五米。

线下的另一种天气是：监控显示男厕坑位前最多排两个人，从没排出门外。

总经理魏佳问得直白：“我们女性，坑位前两个人算排队吗？”

她一边说一边又气又笑，我也明白她的无奈。

我在景枫中心办公室见到那群年轻人，桌上堆着手办，还有一只上班的比熊。

他们说“过程挺顺的”，最大的难题是——预算从别处挤了十来万出来。

争议最烈时，他们做了几件朴素的小事：把指引牌再往前挪，在“仅有女卫生间”下加上“最近男卫距您50米/72米”，还写了一句温柔的小字：“辛苦男生朋友们多走两步”。

有人问要不要在文案里解释“为了缓解排队”，他们起初不想写——“太像认错了”——后来还是加上去了。

我能理解那份倔强，也理解后来那一丝妥协，公共服务有时就得一遍遍把话说清楚。

回到本质，厕所是公共资源的再分配。

女性如厕时间更长这不是“感受问题”，世界厕所组织做过统计，女性上厕所平均是男性的2.3倍，遇到生理期、孕期能到4倍。

我们也不是没做过漂亮样板：上海世博会一度做到1:2.5，北京奥运会天坛甚至1:4。

国家标准也写得明白，2016年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把女男厕位提高到3:2，人流大的地方建议2:1；2021年的《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也明确商场、体育场馆、公园不宜小于1:1.5-1:2。

可标准要落地，得跨过设计惰性、存量空间的物理限制，还有——最难的——舆论的吵闹。

我想起深圳的做法：检察机关提公益诉讼倒逼公厕改造，新建、扩建一批，把比例往2:1推进，实在扩不动的，就在男女间加“潮汐门”，高峰时段临时切给女客人用。

这种“聪明配置”也许是存量社会更常见的解法。

再看日本，一位60岁的女律师桃濑真奈美用两年时间跑了东京706间厕所，连小便池一起算，男性厕位平均是女性的1.76倍，女厕多于男厕的，只有28间——数据冷冷地摆着，告诉我们，所谓“排队是女生自己慢”，是轻率的。

做“对的事”从来不会只有好听的掌声。

魏佳讲起她当年推广儿童防走失系统，源头不过是做母亲后做的一场噩梦——孩子在商场走丢了。

她从美国“亚当警报”学起，把流程做实：按键、封门、搜寻、报警。

后来立法写进了《未保法》，但真正能每周四把系统按下去测试的商场，至今不多。

她说一句很实在的话：难的不是做，难的是意识到可以做。

景枫四年里换了盲道材质，做了宠物友好，完善了家庭卫生间和育婴室；有人抱怨门重，他们就换门。

你可以说这是“理想主义”，也可以算一笔商业账：2021到2024，年营收从11亿爬到42.8亿。

公共善意，不一定和生意对立。

但我更想说说“被骂”的另一面。

2025年5月17日，演员朱媛媛因病去世，51岁。

5月21日，辛柏青和中国国家话剧院发布讣告；5月28日，院方辟谣所谓“遗嘱”“捐角膜”的流言；5月29日，平台清理了185条不实内容，关停、禁言一些带节奏的账号。

两个多月过去，家人还在黑白世界里：辛柏青头像是一支黑白蜡烛，再没更新；父母悲痛不愿见人；16岁的女儿逼自己按时上学、吃饭。

与此同时，网络上有人晒她化疗照片，有人借她的离去做直播预热，还有人讥讽“为何值得全网缅怀”。

这不是“吃瓜”，这是对逝者和家属的二次伤害。

我愣在屏幕前，突然觉得，景枫那块“辛苦男生多走两步”的小字，和我们对一个逝去艺术家的起码分寸，其实是一回事：尊重。

专业的人，值得被好好谈论。

有人评价朱媛媛的表演“真听真看真感受”，是体验派的样本；赖声川说她几乎不需要导演多说，因为准备得足，现场近乎完美。

你看，真正有价值的“讨论”，应该落在艺术与职业上，而不是窥私与消费。

我们也不缺好的告别范本。

2005年傅彪病逝，42岁，大家记住的是他扎实的戏和片场里的认真；2018年树木希林走了，75岁，日本影坛和观众的悼念是克制而长久的，谈她如何把配角演成灵魂。

哀悼，原本可以有温度、有边界。

回头看景枫这场“小改造”：有人在粉丝群里质疑“凭什么动男厕”，李广庆回了一句——“每个人都有妈妈”——他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说话声大，我却从这句话里听到了柔软。

市场部的年轻同事也没有神话自己，他们说，下次文案还可以再清楚一点，动线再顺一点，或者悄悄改，可能没人发现也说不定。

对，他们不是完人，公共空间里的每个决定都要接受反馈、修正、复盘。

可别忘了初衷：让一个带娃的妈妈少等十分钟，让一个经期的姑娘不必在走廊里跳脚。

九周年店庆那天，我站在负一层，看女厕口排了两三个人，队伍动得很快，旁边另一排也是女厕，几步就到了。

两个男生路过，看了标识，默默往前走去——五十米，不远；我也想，互相体谅，真的不难。

上厕所，是人们普通一天里的普通小事，可公共文明，往往就藏在这些小事里。

我们当然可以反驳一个视频、回击一句脏话，但更重要的，是继续把灯补上、把盲道换掉、把指引做清楚，把对活人的耐心、对逝者的敬意，落实成一个个不张扬的细节。

所以，增加女厕所，总共分几步？

锤子、瓷砖、排水、指引、沟通……还有最后一步，最难的一步：在喧嚣里，仍然相信做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