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故事：地道医院

1940年10月，八路军抗日民主政府在冀中平原的献交县成立了县大队。为迎接更加残酷的战斗，给伤病员创造一些治疗条件，县大队决定办一所医院。

这天，大队长宋云波把队医杨国藩叫到队部，招呼他在对面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敌人今后的‘扫荡’会更频繁、残酷，我们的战斗任务也将更加艰巨。为使伤病员及时得到治疗，必须建一个立足点。领导再三考虑，决定派你回军王庄去办个医院。”

回家乡军王庄工作，杨国藩当然高兴，可是县大队的医疗条件异常艰苦，只有一些简单的药品和两把镊子，难道只靠这些简陋的器材办医院？况且伤员的治疗和休养还需要有固定的地方。杨国藩想到这里，不禁十分为难。

大队长仿佛看透了杨国藩的心思，他说：“困难是不少！不过，也有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你们村的党支部很坚强，群众觉悟也很高。坚定地依靠当地的党组织和群众，就是你战胜困难、完成任务的保证。”

大队长的话提醒了杨国藩，乡亲们熟悉的面孔立刻浮现在眼前，仿佛都在说：“什么担子咱军王庄担不起来？来吧！”他感到信心倍增，立刻起身对大队长说：“对！依靠党、依靠群众，天大的困难也能战胜。我一定坚决完成任务！”

杨国藩的家乡军王庄，是个不满百户的穷村。抗战前，这里曾流行这样一首歌谣：“青年谋生走八方，外乡的姑娘不进庄；提心吊胆熬小盐，磨破双手编条筐”。

抗战爆发后，共产党领导老百姓成立了各种抗日组织，人民翻身掌了权。从此，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这里的抗日工作搞得红红火火。

杨国藩回到村里便去找支部书记王恒昌，把建立医院的事告诉了他。王恒昌听说县大队要在村里建医院，很干脆地说：“没说的，大叔，你开张吧，支部完全支持你。晚上咱就开个支委会讨论讨论。”

吃过晚饭，王恒昌、杨庆丰、杨国瑞先后来到杨国藩家开会。杨庆丰是村长，又是支部的组织委员，遇到天大的困难也不会皱眉，是村里的一根“铁柱子”。支部宣传委员杨国瑞虽然话不多，可每到火候上总是一字值千金。

大伙坐在一起讨论，杨庆丰第一个抢着说：“把医院设在这儿，是上级对咱的信任，是咱村的光荣，就是天塌下来，也要硬着腰杆儿撑住它。”

杨国瑞吧嗒吧嗒地抽着烟，不紧不慢地说：“撑起来没问题，不过不能光靠咱几个人，要把全村的人都发动起来，要从最困难的地方想，点子想它几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经过研究，支委会一致决定医院的病房就开在堡垒户（抗日战争时期，一些革命意志坚定、积极保护八路军官兵的住房关系户）家里。杨国藩和王恒昌负责全面工作；杨庆丰负责伤员的吃、喝；杨国瑞负责帮助堡垒户应付敌人。一切研究妥当后，建医院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县委、区委和各群众团体听说军王庄要建医院，有的送来了自己舍不得吃的猪肉和白面，有的从敌占区买来了药品和器械，县公安局还特地给送来了7个暖水瓶。东西虽不多，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医院很快接收了十几名伤员，堡垒户照顾他们比亲人还亲，纷纷把家里的热炕头腾出来给伤员们睡，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伤员们吃，家家户户都为伤员们的康复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这天傍晚，杨国藩挨家逐户给伤员做治疗。他刚踏进杨国昌家的院子，一股香味儿直钻鼻子。一进屋，他就看见杨国昌的母亲正在用香油给伤员烙饼。

给杨国昌家的伤员做完治疗，杨国藩又来到王恒昌家。只见伤员静静地睡在热炕头上，恒昌的母亲守在旁边，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针一线地给伤员缝补衣服，身旁的小炕桌上还放着两个扣在一起的碗。

杨国藩揭开一看，碗里盛着两个荷包鸡蛋，水面上还漂着一层油珠。恒昌母亲见他进门，向伤员努努嘴，小声说：“快醒了。”此情此景令杨国藩无比激动，有了群众的支持，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1941年，日军为抢夺冀中这个“八路军的棉粮库”，把魔爪逐步伸向偏僻的乡村。他们经常突然包围村庄，疯狂地进行搜查，医院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一天，杨国藩刚给伤员换完药，鬼子便突袭了军王庄。他们凶神恶煞般闯进老雅头婶子的家，用雪亮的刺刀对着她的胸口，杀气腾腾地问：“炕上躺的是什么人？”

老雅头婶子伸手拨开鬼子的刺刀，没好气地回答：“什么人？俺小子，给你们修路累病了。”说着便去拿小碗里的鸡蛋。鬼子一见鸡蛋，像饿狼似的抢过去，转身就走。

一伙汉奸钻到王贞祥屋里，贞祥媳妇正守在伤员旁，汉奸指着床上躺着的伤员，恶狠狠地喝问王贞祥媳妇：“他是你什么人？”贞祥媳妇毫不犹豫地回答：“俺男人。”

一个伪军伸出刺刀就去挑被子，贞祥媳妇拼命用身体护着伤员，厉声说：“干什么？他得的是伤寒病，刚吃了药，正发汗呢！”汉奸们一听，害怕被传染，拔腿就向外走。

正在隔壁房子里的杨国瑞担心搜查一久，伤员会暴露，便决心把敌人支走。他刚出屋子，迎面便遇到一个鬼子和汉奸翻译，问杨国瑞看到八路没有。

老杨知道敌人从东面来，便随口答道：“我正要向太君报告，我看见有二三十个八路，向西南跑了，还挑着东西。马上追，一准儿能追上。”鬼子见他说得有鼻子有眼，信以为真，立刻吆喝着向西南方向追去。

这次医院虽然没受损失，但也提醒了大家：往后伤员增多，单靠堡垒户公开掩护，很容易出问题，必须另想办法。

一天，杨国瑞兴冲冲地对杨国藩和王恒昌说：“直奉战争时，我把大门封了，在北屋后墙上挖了个窟窿，进出门后随手用柴草一挡。奉军在这儿住了好几天，都没发现我家门在哪儿。用这办法掩护伤病员，不知行不行？”

正谈着，工会主任王连晋也来了，他是个经验丰富的木匠，一听就觉得这办法可行。王恒昌和他开起了玩笑，说：“这就要你唱‘活鲁班’的戏啦！”

第二天一早，王连晋就来到杨国藩家。他蹲在过道里不言不语，左瞧右瞧。一会儿，又到隔壁杨国藩大哥家的碾棚里转来转去。碾棚的东墙就是杨国藩家过道的西墙，扇米的扇车靠墙放着。

王连晋对着扇车看了一会儿，猛地把烟袋往地上一磕，指着扇车出糠的斗说：“封了你家的门，在墙上打个洞，从这斗里钻进去，不就到了你家啦？鬼子、汉奸就是长三只眼，也看不出这里有‘机关’。”按照他的设计，大家迅速动工，接连建造了几间秘密病房。

穷凶极恶的鬼子常到村里搜查、祸害百姓。他们害怕遭到八路军伏击，每次进村后，都在高房子上设置警戒。这样一来，医院的秘密病房时刻都有暴露的可能。

医院怎么才能不被鬼子发现？村干部们开会扯了老半天，点子说了不少，可都觉得不可靠。杨国瑞不紧不慢地说：“前些日子我在屋里挖了条沟，上面盖块木板，木板上放了些零碎东西。鬼子来时，区委的两个同志跑不及，就蹲到沟里。鬼子翻腾了半天，都没发现···”

“这倒是个办法！”王恒昌没等杨国瑞说完，就把话接过去：“听区委说，西边的群众早就利用地道和鬼子斗争啦，咱们也干脆钻地道。”

“准行！”王连晋也紧接着说：“过去我给城里老财们盖房子，他们都有密室藏东西。要是咱家家都能挖个密室，再把它连起来，不就成了‘地道医院’了吗？”大家听了，都纷纷表示赞同。

大家说干就干，在分析了土质情况后，决定先挖地下病房。王连晋用一夜的工夫就设计好了图样：先从杨国藩家往北挖，通到王庆臣家的房子底下，在那里挖几个大一点的地下室，作为病房和手术室。

图样一定，支部发动群众立刻动手。为了保密，大家只在晚上干活。没用几天工夫，一间地下手术室和几个病房便挖成了。

不久，医院又接收了一批伤员。原来的病房住不下，大家便在王恒昌、杨庆丰、杨国瑞家的房子下挖了些独立病房。行动困难的重伤员平时住相连的地下病房；轻伤员住在王恒昌等人的家里，鬼子来了，再转移进地下独立病房。

杨庆丰粗中有细，他把病房的洞口设在锅底下，伤员进了病房，放上锅就可以做饭。谁也想不到，在熊熊燃烧的柴火下还掩藏着伤员。

地道医院刚建成不久，日寇对冀中地区疯狂发动了“五一”大扫荡。献交县三里一堡，五里一碉。军王庄周围的村子都筑起了岗楼，敌人站在岗楼上，只要拿望远镜一望，就能把四周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

随着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县、区武装反“扫荡”斗争的深入，医院接收的伤员也逐渐增多到100多人。正当医院准备继续扩大病房时，离军王庄半里路的南杨庄地道被敌人发现了，丧心病狂的鬼子向地道里施放了毒气。

敌人走后，王恒昌等人立刻赶去，把中毒的人全抢救了出来。他们又当场考察了地道暴露的原因。

回村后，他们找来挖了20多年煤的老工人王法祥，根据南杨庄的教训，连夜设计出一张改进和扩大地道的图样。

改、扩建医院的工程开始了。虽然全村人都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可天一擦黑，男女老少便纷纷来到工地，男的挖土，女的运土，一直干到天亮。

王恒昌又把整个工程划成几个区域，采取分片负责的办法。他还把岗哨一直放到敌人的岗楼底下，敌人一有风吹草动，消息立刻就能传到村里。

一天，乡亲们在挖掘一条干线时突然遇到了松土，地道时刻都有塌陷的可能。杨庆丰正准备进洞顶木板，王法祥从他手里夺过木板说：“你是村长，还年轻，以后要你干的事还多着哪，我来！”说着便钻进了地道。

过了一会儿，王法祥顶好了木板，从地道深处钻出来，累得汗水顺着胡子往下淌。大家见他安然无恙，松了一口气，争着上前搀扶。

王恒昌和杨国瑞的母亲都已年过50，她们挖地道时尽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也不肯休息。

一天黎明，杨国藩看到恒昌母亲提着一篮土，一步一踉跄，便急忙劝她：“老姐姐，你年岁大了，快歇会儿。”恒昌母亲撩起被汗水粘在前额上的白发，笑着说：“没啥，人老骨头硬，佘太君100岁还挂帅出征哩。”

军王庄人民用坚强的意志把地道挖得四通八达。当大家发现许多重伤员进出地道困难，又集思广益，想出了造假坟的办法。假坟从外面看去和真坟一样，里面却是舒适的病房，每个假坟还都与地道相连。

随着斗争的发展，地道不断改进。枯井里、坟墓里、土堆里、树丛里，到处都设有真假洞口；每个洞口都有陷阱、翻板、“窝弓”、“线箭”等战斗设备和防毒、防烟、防水等安全措施；射击孔、瞭望孔、通风孔，更是星罗棋布。

整个地道为“井”字形干线，每条干线又分出许许多多支线，一条大干线又环绕着所有的干线和支线。经过全村上下的艰苦奋斗，设在村西南几条支线上的地道医院，终于正式落成了。

由于伤员不断被送到医院，军王庄日夜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天长日久，狡猾的敌人也嗅到了味道，更严酷的斗争也随之开始。

一天，敌人一反常态，突然在早饭后包围了军王庄，一进村便围住了正在压碾的老雅头婶子问：“杨国藩在哪里？”她不在意地回答：“上关外20多年啦，连音信也没有。”

一个汉奸狠打了她几棍子，骂道：“你胡说！他在家给八路办医院，谁不知道？快说，他在哪儿？”老雅头婶子冲着汉奸说：“你知道他在家，就去抓嘛，对付我老婆子算什么本事！”汉奸没办法，只得带着鬼子直奔杨国藩的家。

敌人扑了空，便抓住了住在隔壁的王庆臣和王老乔，敌人问王庆臣：“你是不是杨国藩？”王庆臣笑着回答：“我姓王，他姓杨，我比他大20多岁哪。”

敌人见两位老人都不说实话便下了毒手，打得两位老人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可他们紧咬牙关，一字不吐。敌人又在老人家乱翻乱找，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抢了些东西才走。

不久，敌人又耍起了新的花招。这天，王振江正在村头推碾子，忽见三个穿便衣的人慌慌张张地跑来，对他说：“大爷，我们是八路军，鬼子追来啦，快领我们进地道！”

王振江一眼就看穿了这三个是汉奸，便凑到他们耳边，故意把声音放低说：“到据点里去给日本人磕几个响头，就不用这么担惊受怕啦！当汉奸的哪个不是拿脸当腚！”

三个家伙一听，立刻现了原形，手一招，跑来一群伪军，把王振江按倒就打。后来，王振江每次谈起这事总是说：“反正骂他也是打，不骂他也是打，咱们的嘴也不是光会吃饭，为什么不骂？！”

这天下午，敌人又包围了军王庄。杨庆丰怕暴露医院，经支部批准，决定就以村长的名义来应付敌人。鬼子进庄后，要求杨庆丰集合全村人开会，杨庆丰把大家领到离地道较远的一户人家门前。

日军小队长一看全是老人和孩子，便问：“青年的统统哪里去啦？”杨庆丰回答：“村穷，歉收，都外出逃荒去啦！”鬼子冷笑了两声，命令把老人、妇女和孩子分开，挨个审问。可问遍了所有的人，什么也没问出来。

鬼子恼羞成怒，一把抓住杨庆丰的胸襟，恶狠狠地说：“八路的伤兵，统统的抬到你们村子，我的知道。你不说实话，埋了，埋了！”杨庆丰学着鬼子的腔调说：“他们的没有，我一个人的伤兵藏不下，埋了埋了的也是没有。”

鬼子哪里肯信，把杨庆丰绑起来扔到一个猪圈里，又顺手拿过一把铁锨，“嗖”一下向他扔过去。杨庆丰把头一偏，铁锨砍在了猪棚的柱子上。

“埋！快快的埋！”鬼子发疯似的逼着群众活埋杨庆丰。乡亲们哪里肯埋，故意磨磨蹭蹭地把土倒在庆丰面前。

一个汉奸又把双庆老人推进一条堆满荆条的夹道里，威胁道：“不说，就把你活活烧死！”双庆老人颤抖着胡子，双目怒视着汉奸：“没见过，烧成灰还是没见过！”

汉奸气急败坏，点燃了荆条。很快，熊熊大火燃烧起来。乡亲们不顾一切冲开了伪军的刺刀，冲进火里，把双庆老人抢出来。汉奸们又把老人夺过去推进火里，然而又被人们抢出来···

正在这时，忽然传来一阵哨音。原来鬼子并没有真正抓到军王庄有八路军医院的把柄，又见太阳落山，狠狠地骂了一句：“统统的八路！”转身撤退了。

1943年春天，医院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寇的掠夺，伤员们过着一半糠菜一半粮的日子。到了秋天，断粮便成了常事。县里设法从敌占区给医院买来一小车柿饼，100多名伤员，就靠这车柿饼熬过了半个多月。

群众的生活比伤员更苦，有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饿得连打水都要两个人抬一桶，很多人蹲下就站不起来。就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群众还是尽一切力量支援伤员。

一次，伤员们又断了粮，杨国藩在与恒昌娘说话时，无意中讲了出来。老人家立刻从家里拿出4个鸡蛋，塞在杨国藩的手里，杨国藩推开她的手，激动地说：“大嫂，这鸡蛋我不能收。伤员需要，可恒昌病着更需要，他是医院和全村人的‘主心骨’。”

王恒昌的母亲眼含泪花，沙哑着声音说：“我从年轻时就受穷守寡把他拉扯大，心里别提多疼他。可他是支部书记，我又是党员，党员就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啊！什么事都先想到自己，那算什么党员？”

伤员断粮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王占盈的母亲端来仅有的一点红萝卜咸菜，她握着杨国藩的手说：“老杨啊！这点东西真拿不出手，可家里实在找不出啥吃食了，就让伤员同志就着咸菜喝点开水暖暖心吧！”

王二堂老人也提着一小篮青枣来到医院，喘着气说：“真没脸来呀！伤员同志们为咱流血负伤，住到咱村，咱给同志们吃的却是这个。”说着，眼泪滚过满是皱纹的脸颊。

全村乡亲都为帮助医院解决吃饭问题尽最大的努力。有的送来了红薯叶、红薯梗，有的送来了花生皮、棒子核···县里听说医院断了粮，也送来了仅有的几斤玉米面。

杨国藩的老伴把所有能吃的东西全碾成面，和在一起，蒸了三笼屉团子。可开饭时，轻伤员推给重伤员，重伤员又推给轻伤员，谁也不肯吃。最后，三笼屉团子还剩下两笼屉。

看到这情形，杨国藩心如刀绞。他一面悉心照顾伤员，一面苦苦地思索着解决粮食的办法。“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伤员们激昂的歌声启发了杨国藩，一个解决粮食的计划迅速形成了。

杨国藩找到王恒昌和杨庆丰，提出找西辛店据点的维持会会长韩万重要粮的计划。支部经过反复研究，批准了计划。杨国藩带上短枪，走了6里地，趁着天黑偷偷越过敌人的岗哨，翻墙跳进韩宅。

正在抽大烟的韩万重一见杨国藩，吓得直哆嗦。杨国藩说明了来意，最后警告说：“你做的好事、坏事，八路军都记得一清二楚，不要认为这儿是保险柜，今夜要不把粮食送到甜水营北头长管地，就别想活出这个月去。”

鸡鸣后，大家到指定地点一看，果真堆着满满3布袋的粮食，称了称，100斤还多。这次之后，杨国藩又向韩万重要了几次粮，上级也千方百计给医院解决了一部分粮食，伤员们这才半菜半粮地坚持了下来。

在残酷的斗争中，医院困难重重，不仅缺粮，药品也很快用完了。这时，县大队副大队长刘培基左眼负伤，必须施行眼球摘除手术。可没有麻药，怎么办呢？为这事，杨国藩整天犯愁。

杨国藩的心事被老刘发觉，他把杨国藩叫去，问道：“老杨，告诉我实话，这左眼非摘掉不可吗？”杨国藩知道无法隐瞒，便说了实话。“什么时候动手术？”刘培基仍旧很平静，仿佛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杨国藩为难地说：“现在没有麻药，我想···”刘培基没等杨国藩把话说完，就笑着说：“就为这个？你可把我看扁了，关云长能刮骨疗毒，我一个共产党员连这么一点痛都受不了？走，做手术去！”拉着杨国藩就向手术室走去。

刘培基平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见杨国藩迟迟不忍下手，就鼓励他说：“没关系，来吧，我都不怕，你怕啥呢？没什么了不起，咬咬牙就过去了。”

手术开始了，刘培基两只手紧紧抓住手术台的边沿，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全身不住地痉挛着。整个手术下来，这个硬汉子愣是没喊一声疼。

做完手术后，刘培基休息了一会儿，然后虚弱地爬起来，擦擦汗，顺手拿过一根棍子，放在右眼上瞄了瞄，微笑着说：“行，不妨碍射击。”

从刘培基身上，大家真切地体会到“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医院把他的事迹简要地写在纸条上，由一个病室传到另一个病室。此后，不论做手术还是换药，再也听不到伤员们的呻吟。

不久，医院又收到两名重伤员：一位是县大队的排长，子弹穿碎了胫骨，破碎的骨片留在皮肉里，需要取出来，受伤的骨头还需锉平；另一位是小通信员马大雨，小腿受伤，需要截肢。可麻药不够两人用了，杨国藩决定每人都用一点。

当杨国藩把决定告诉那位排长时，那位排长喊道：“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共产党员，小马年纪小，伤又重，全给他用了吧。”手术时，他疼得昏过去几次，可一醒过来，仍是一声不吭，一直坚持到手术做完。

小马还是个18岁的孩子，手术前，杨国藩担心他经不起截肢的考验，就请刘培基找他谈话。老刘从红军长征讲到抗战一定能胜利，并憧憬胜利后的美好前景。在老刘的启发教育下，小马终于解除了对残疾生活的顾虑。

医院为救治伤员战胜了许多困难。没有探针，就把自行车的辐条磨尖当探针；没有截肢的锯子，就用锯铁的锯子代替；同志们还用中药大黄和苏打制成健胃药·

到1944年秋天，地道医院已经救治了600多名伤病员。这时，军王庄周围有的据点被八路军拔掉了，有的据点里的敌人被迫撤退了。可富庄驿仍盘踞着敌人，医院仍不得不继续驻在地道里。

一天黎明，医院正准备欢送一批养好伤的战士归队，忽然胜利的消息传来，富庄驿解放了。军王庄男女老少一齐拥向地下病房，背的背，抬的抬，把伤员全搬出了地道医院。人们尽情地说呀，笑呀，高呼着：“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杨庆丰搬出锣鼓，领着人拼命地敲打起来，不知是谁放起了鞭炮，军王庄沉浸在胜利的欢乐声中。战士们向大家告别后，整队出发，全村乡亲依依不舍，一直送到村头。

这时，一直沉默着的王恒昌，忽然指着东方说：“看，太阳出来了！”乡亲们抬头望去，只见一轮红日，正从碧绿的原野上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