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我经历的第三次庐山会议

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遭受严厉批评，其灿烂的政治生涯就此戛然而止。随后，他遭到隔离审查，紧接着便是批陈整风运动。时至今日，陈伯达对彼时的情景有所追忆，但听众诸君不妨姑且一观，切莫尽信不疑。

林彪与陈伯达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陈伯达，下同）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是我列在前面，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也写一部份。记得是写完一部份，先送一部份。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此处疑有不清字）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成为中央正式准备的稿子，即林彪在九大所念的稿子。当中央讨论他们稿子的时候，虽然我准备的稿子因被认为是“唯生产力论”，已算流产，但我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我的劈头第一句话：“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我以前写的一篇东西，说这件事时，漏掉张春桥这一句话，现补上)毛主席昕了我的话后，到卫生间去，出来后，说：“考虑在报告上添进陈伯达的意见。”周恩来同志在九大前后和我交换过意见，虽然当时在会上只得沉默，但他是拒绝张春桥的谬论的。我在这个讨论会上所说的话，给我惹起很大的后果。不管康生、四人帮自已算不算伯恩斯坦，但伯恩斯坦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早已臭不可闻，他们必然要找机会对我提出这个比拟进行报复，而且报复我的，当然也不会只一个“爱恩斯坦”的名义问题。

周恩来同志曾向我透露九大选举常委的相关事宜。他感慨道：“我未曾料到你亦名列其中。”江青曾公开发表言论，声称若黄永胜能成为常委，她亦不甘落后。有同志因此提议，常委名单无需变动。毛主席对此表示赞同。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开异想”。九大一结束，她即要把她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比如，她给一个什么文艺团体“命名”，要登报大书此事，周恩来同志退回这个稿子。九大结束后，她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那个“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文件送到我处，我写上：“所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必须经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在审阅文件时，将“江青同志”这四个字划去。总之，她在北京的日子并不顺心。她与张春桥、姚文元曾在一段时间内返回上海，商讨九大之后的各种计划。他们为何不留在北京？那是因为中央的会议和事务仍由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们的阴谋遭遇了阻碍。

江青毫无原则，却自充(注：称)她是“最、最、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她自以为可以指挥一切，好像是，谁违背她，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等等。她就是这样，阴谋套中央的领导大权的。在庐山上，那时全会还未开，一次，周恩来同志路过我住处，曾经交谈过江青对毛主席的关系。我说：江青对毛主席并不忠实，她曾有三次对我谈过，她要离开毛主席。第一次，在延安枣围（园），她说，她要离开毛主席，可找两个看护料理毛主席的生活。第二次，在西柏坡，有一回我去找毛主席，他刚不在，江青又说，她要离开毛主席到旁的地方去。第三回，解放后，在北京西山，我去看毛主席时，他也刚不在，江青又说，她要离开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听到我说北京西山的事，他即接着说，“西山这一回，我是知道的，是毛主席要我把她送到莫斯科去的。我想，江青说的她要离开毛主席这三次，都是在革命的关头上。在北京西山时，虽然北京已解放，但战争还在继续，要事如麻，她却用她一人的事干扰毛主席，说这是“忠于毛主席”，不是太过荒唐吗?周恩来同志排除她的干扰，把她送去莫斯科，是英明的。

江青说的是一回事，自己想做的又是一回事。她想的，就是不择手段达到夺中央权力的目的。特别是在九大后，林彪和江青在夺权问题上竞走。

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之前，据观察，林彪与江青均有各自积极的夺权举动，然而具体的细节，我并未能详述。曾有一段时间，我曾向毛主席请示，希望前往华北各地进行考察，毛主席对此表示同意。随后，我向周恩来同志进行了汇报，并告知他我的出行路线，周恩来同志也同意了我的安排。这一行为后来被康生及“四人帮”视为我的一项严重罪行。实际上，在遵守纪律方面，我并未有过失。经过数地考察后，我返回北京，并向毛主席及中央提交了一份简要的报告，其中并无任何阴谋。在文革期间，毛主席与周总理曾指示我关注华北数地的相关事务，我于是前往青春（原文如此）进行调研，并借此机会检视自身，包括纠正自己的不当行为。从纪律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也是合理的。然而，康生和“四人帮”不仅对我进行指责，还无故将我卷入其中，导致一些忠诚的同志遭受了极大的苦难。

在九大之后，宪法修订工作由康生主掌，他亦邀请我参与。回忆往事，康生起初所拟的序言，竟未提及人民大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的改造与建设，仿佛中国革命的起点仅在“文革”初启。尽管会议中有所补充，但仍未达到应有的分量。讨论会在怀仁堂举行。某晚，我在卫生间时，忽闻吴法宪的声音甚大，似乎还伴有拍桌之声。当我出来时，会场已恢复了平静，会议随即结束。吴法宪并未离去，我询问他为何如此激动。据吴法宪所述，张春桥否认了毛主席“天才”的称号，因此引发了怒火。听他讲述时，我认为吴法宪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亦坚信毛主席乃天才人物，尽管在此之前未曾公开表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在历史中认可天才的存在，称毛主席为“天才”并无不妥。然而，在与吴法宪交谈时，我并未过分强调此事，对他的言论，我仅觉得张春桥显得滑稽可笑。谈话短暂，随即我与吴法宪一同离开怀仁堂。与会者都已散去，唯独在怀仁堂门外，我看到了康生的秘书李鑫独自坐在车上未离开，心想，他或许是康生留下以观动静的人。

原本未料及，怀仁堂中的那次言辞，在庐山会议上竟演变成了一场巨大的灾难。那所谓的“足以震塌庐山、让地球停止转动”，我想，这必然是康生、张春桥向毛主席提及吴法宪在怀仁堂的激烈言辞和拍案之举。毕竟，吴法宪曾是“空军司令”，故而有“炸平庐山”的想象。然而，我既无此职位，亦无此能力，又怎能做到“炸平”什么呢？

在庐山全会正式拉开序幕之前，林彪同志与毛主席在单独的一室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此期间，周恩来同志以及我等其他人则在隔壁房间静候，等待的时间虽不算太长。毛主席与林彪同志的谈话结束后，大会随即召开。原本计划由康生同志作“宪法草案”的汇报，然而林彪同志却率先发言，内容主要涉及宪法草案中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以及“天才”问题的探讨。林彪同志发言完毕后，康生同志向我发起挑战，希望我也能先行发言。我并未回应，随后康生同志便夹杂着诸多话题进行了发言，并引用了林彪同志在会上的几句话。会议结束后，我心中生出一个疑问，想要询问林彪同志，他的发言是否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林彪同志回应道，他的讲话毛主席是知道的。

自林彪寓所步出，便是“军委办事组”几位同仁的居所，我顺道经过。他们询问我是否愿意搜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天才的论述。我应允了他们的请求。实则，我答应此事颇显冒失，因为在上山之际，我并未有意针对这一问题发表任何见解。当时，我只携带了《列宁选集》，已不记得是否还带有其他书籍。于是，我便委托同行者于山上搜寻相关资料。当晚，我便通过电话将所搜集到的内容逐一告知吴法宪，并另行誊写一份，次日会议中呈交汪东兴。

我隶属华北小组。在会议中，我的发言不仅被会议记录所载，我还事先草拟了几句简要内容，尽管具体内容现已模糊，但关于天才之问的讨论确实是其中之一。

华北小组的简报意外引发了一场风波，恐怕其中含有“揪出某人”的字眼。依我之记忆，这样的表述并非出自我之口，亦非李雪峰同志或华北其他同志所言。若我所记无误，此语乃汪东兴同志所发。

某日，林彪主持了一场会议，与会者除当时“军委办事组”成员外，还包括汪东兴及我。会上，林彪与汪东兴向我提及了二十年前的一些诡异往事。此后，这些问题在全体会议中亦被视作重大议题，再次被提上议程。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毛主席便召唤我陪同他前往莫斯科。在那儿，谈判的进展颇为缓慢，由于我的长子（已故，当时他在苏联深造）久未相见，我便将他接到我国大使馆暂住，并亲自陪伴他住了两天。这一行为却成了我的心头疑云。当时我国的驻苏大使是王稼祥同志，而大使馆完全是我们的领土，并无外国人士的往来。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何这竟然会成为一项嫌疑。

在全体会议或是各个小组的集会之中——不论身处哪一种场合，我均已无缘出席——有人特地提到了我观看“罂粟花”的经历，于是我决定将此事一一道来。那是一个夜晚，苏联的联络员费德林（精通中文）邀请我观赏一场芭蕾舞剧。尽管我在苏联有过留学的经历，却未曾观赏过此类剧种。鉴于主人的盛情邀请，我便向毛主席汇报此事，并应允前往。时至今日，虽然岁月蹉跎，我已步入暮年，记忆力大不如前，但对于那晚的情景，仍能依稀回忆。记得那部剧作讲述的是中国革命的故事，然而剧情却与中国革命实际发生的情形不尽相同。因此，在观看过程中，我心中充满疑惑，并未鼓掌。费德林多次劝我鼓掌，但我依然按捺住了心中的犹豫。直至演出落幕，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尤其是当观众们表达对中国宾客的热情，为庆祝中苏友谊，为感谢观众的盛情款待，我也终于鼓起了掌。

剧终之际，剧场指挥与我进行了交流，征询我的看法。我直言不讳地表示，作为一名投身中国革命的一员，我深感剧情与实际不符。这次观剧的经历，最终以不愉快的情绪告终。返至住处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此事及我的个人见解。对于观看《红罂粟花》的全过程，情形无不如此。及至我得知庐山会议讨论此事，竟有人认为我观看此剧是一种罪过，这让我感到无言以对。

实则，此次我受邀观赏该剧，先是为了试探我国民众的观感，此乃是为毛主席邀请观看所做的初步筹备。苏联方面亦曾邀请毛主席观赏，然而毛主席已于我处了解剧情，故而未前往。

在那次庐山会议上，这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演变成了我犯下的重大过失。

事情的经过和我的了解，我认为毛主席并没有怪我，并不以为我有什么“秘密”。当中苏谈判告一段落，毛主席即对我说．“现在你可以去参观你感兴趣的任何地方。”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不仅参观了列宁的集体农庄，还去了列宁晚年病榻和离世之地，并遵照引路人的要求，记录下了自己的所思所感。这些参观活动事先都曾向毛主席请示，事后也向他做了汇报。

鉴于所讨论议题与庐山会议密切相关，故而阐述了上述内容。

江青与张春桥在目睹《华北组简报》后，起初显得有些惊慌失措。他们素来擅长“揪人”，然而此刻，他们自己也成为了被“揪”的对象。在“揪人”风潮正盛之际，我曾向康生提及，我先前对“揪”与“砸”两字一无所知，甚至《康熙字典》中也未收录。康生随即查阅《康熙字典》，为我证明了这两字的确实存在，以此揭示我的无知。如今，“揪”字却成了江青、康生等人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不正是中国俗语中所说的“一报还一报”吗？

我推测，若有人提出“揪出来”，他们应当心知肚明。郭玉峰身属华北组，他频繁出入康生与曹轶欧的交际圈，而康生与曹轶欧又常与江、张等人聚首，或许正是从郭玉峰口中，他们得以得知此消息。

在毛主席的会议中，我记得江、张并未现身，他们先前曾向毛主席提出控诉，似乎已取得了胜利，因此无需出席。而李学峰与我虽到场，却仿佛置身于被告席上。至于那位提出“揪出来”的建议者，他是否出席，我已记不太清楚。自此之后，我便未曾再参与毛主席的会议。

在事件的演进中，我有幸拜访了周恩来同志。他回忆道：“江青、张春桥二人先前曾前来寻求会面，然而在我尚未与他们谋面之际，他们便不告而别，径直前往了毛主席那里。”

在那次严重的会议之后，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这是最后得见毛主席。见面握手以后，他说：“最近两年，你为何未曾来此一聚”

毛主席的这一言，于我而言，承载着一段令人难以释怀的过往。确实，在那段时期，除了参与会议之外，我鲜少有机会单独觐见毛主席，这已违背了以往多年的惯例。解放之初，我最初居于党校，后来毛主席希望我能够尝试参与一些工作，便让我搬至中南海居住。毕竟，从党校打来电话召唤，至少需要半个时辰，极为不便。而搬至中南海后，与毛主席的见面便变得极为便捷，我总是能够随叫随到。然而，在“文革”时期，江青干预了我与毛主席的见面，指责我每次谈话时间过长。不久后，恰逢刘淑晏（陈伯达的妻子——编者注）未经我同意，我转至钓鱼台居住，她却擅自通过公安部在住所进行了一项错误的行为（查寻一个脚印，本为琐事，若我事先得知，断然不会允许），事后谢富治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随即对我下达了逐出中南海的命令，“中南海乃主席的居所，你们不得再于此居住，必须搬离。”

本来我因为书堆得很多，又想有时找一些同志一起做点事较方便，所以请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帮找一个地方，即新建胡同，江青下令把我赶出中南海，于是全家就在新建胡同安置了。自此以后，要见毛主席，总要先打电话向秘书(主要是徐业夫)打听，主席起床没有，有没客人……等等，有几次打听得很不愉快，有时秘书就干脆说，“我要回家了。”由此，我渐渐觉得要见到毛主席变得颇为不易，因此也就不再单独寻求与主席的会面。此类事情首先会牵涉到江青，而我实在不便向毛主席详细解释。当然，对于党而言，这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毛主席此时见面时首先提及“两年未见”的问题，由此可见江青挑拨离间的手段已产生了显著影响。

毛主席谈话简短，他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最后一句是：“团结起来”。

于是，我前往拜访江青。抵达庐山后，江青曾两次致电，邀请我前往她的住处，但我均未赴约；此后，她又来电表示将亲自前来我处，然而她亦未成行。因此，我们始终未能见面。此次我前往她处，她便惊喜地连呼：“稀客！稀客！”并未多言，便催促我随她一同前往康生的住处。

踏入康生的居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曹轶欧，她并未主动打招呼。步入康生宽敞的住所，张春桥和姚文元早已在座，显然他们常在此商讨事务。交谈随即展开，江青率先开口：“你们口头上声称拥护林副主席，实则内心却是在反对……”随后，众人纷纷发表意见，具体的言辞现已难以忆起。

不久后，组织方面告知我，周恩来同志和康生同志将协助我进行反省材料的撰写。

周恩来同志素以沉默寡言著称，而此次在庐山的检讨发言，则由康生同志担当主角。我的检讨内容，大体上依照了康生的指示。

在我做检讨的会上，我非常感谢恩来同志，他代我念那篇由康生授意而写就的稿子。会毕，就在会场上，我高兴地去感谢周恩来同志。康生也在那里，恩来同志说，你感谢康生好了。康生很冷淡的回答：“不要怕丑”。

在检讨会的次日，我心中窃喜，以为此事已尘埃落定，或许可以回家专心耕作了。转念间，胸中顿时豁然开朗。或许是恩来同志对我的安危仍旧牵挂在心，特意派来医生和护士前来探望。我计划前往庐山一游，便邀请他们以及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在山间美景中漫步，我们不时停下来，与大家合影留念。拍照过后，我们继续在山水间徜徉。这一天，无疑是自抵达庐山以来最为愉快的时光。

然而，风声四起，兴尽悲来之势已显。传闻中如此流传：“陈伯达似乎并无悲痛之情，反而出游山水间。”于是，会议再次召开。彼时，我已无法参与任何大小会议，但简报似乎仍能窥见一二。关于我的诸多事宜，皆是从这些简报中得悉。

后来得知，在一场会议中，有人曾指责我在重大问题上未能与毛主席保持一致。周恩来同志对此进行了解释，他指出：“所谓在重大问题上缺乏配合，并非指在所有关键问题上均未达成一致”，并列举了具体事例进行说明。

在那个特定情境下，周恩来同志竟然如此坚定地维护我，这更加让我深刻感受到他对事对人的公正无私。

返京之后，我心中充满了对毛主席和中央的深深歉意，渴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宽恕。入夜，我拨通了毛主席的电话，希望能有机会面见。不久，毛主席的秘书回拨了电话，告知我毛主席刚刚结束了一场会议，身心俱疲。我自然不便再提出见面之请。

拨通康生的电话，却未能得到接听。转而尝试联系曹轶欧，她同样没有应答。

然而，在拨通周恩来同志的电话后，他的秘书告知我需稍作等待。片刻之后，周恩来同志亲自接听了电话。他的话语中充满了亲切，那温馨的交流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

周恩来同志从未因个人曾犯过错或遭遇困境而对其加以轻视，反而总是给予他们希望。我想，这正是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所倡导的。

返京之际，几晚闲暇之余，我常前往郊外漫步，借此驱散内心的烦忧。不久，传来消息，告知我暂停外出，随着国庆节的临近，担心与外籍人士不期而遇。

若真的要对我实施逮捕，请他想办法将一些安眠药交给我。然而，他担心因此引发不必要的麻烦，便将药品悉数退还给了医务所。

我的确不想坐自己的监，当逮捕送到监狱时，在狱门口，不愿进去，我大声说过：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的。

记忆初进狱时，睡在地上草垫子上，看守的同志在门外很难察觉我在做什么，我在铺盖的掩护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杀了事。

数日之后，或许那日在监狱门口脱口而出的话语已被递送到上级，遂遭转移至三楼一隅（整层楼唯有我一人被囚禁），自此安卧入梦。

生活得到了特别的关照，每日都有医生悉心照料，饮食丰盛，甚至优于家中。我能够健康至今，心中充满了对秦城管理人员的感激。他们无疑是秉承党的意志行事，对此我深怀感激，感谢党的领导，感谢毛主席以及周恩来同志的英明指引。

我思忖：只要生命尚存，问题终能得以阐明。于是，心绪逐渐平复，自杀的念头随之消散。

我对毛主席怀有深深的感念，这份情感将永远铭记于心。在过去的三十载里，毛主席对我的教诲深远，使我得以粗略地领悟中国革命的一些真谛。毛主席也给予我研究中国问题的诸多便利。纵然我知识浅薄，屡犯错误，即便偶有所著，亦是瑕瑜互见，难以经受严谨的审查，这恰恰暴露了我的不足。我深切体会到知识的追求实属不易。学生若是不成材，不应将责任归咎于师长。

我深知毛主席乃一位杰出的天才。他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所作出的贡献，堪称空前绝后。诚然，历史上所有杰出人物，即便如无产阶级的伟人，亦难免存在某些不足或失误。若略加浏览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或许便能略窥一二此类问题的端倪。

此外，我们亦不可轻率地认定一个人若起初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便断定其出身已注定，从而断言他无论如何都无法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这样的人将永远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并不持有这样的观点。以梅林为例，他起初并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却最终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在与他的通信中流露出极高的热情。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曾如此赞誉梅林：“梅林不仅是一位愿意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斗士，更是一位擅长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高手。”

康生与四人帮自诩为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自己始终正确无误。在他们看来，若有人与他们的观点相左，那便是犯了滔天大罪，其恶行将祸及子孙三代。那么，他们是否真的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呢？在我之前提到的庐山会议前后的诸多事件中，除了林彪的罪行之外，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亦扮演了关键角色。当时，毛主席年事已高，与人交流常受阻碍。

我自感愚钝，能力有限，即便得以频繁瞻仰毛主席的尊容，亦难以发挥实质作用。然而，毛主席与广大同志的交流已遭受江青等人所造成的干扰，因此处理事务时难免出现不足，甚至犯错。即便毛主席如此伟大英明，在晚年遭遇此类困境，亦令人深感痛恨。凡是在“文革”期间所犯之罪，只要与我之职责有所关联，我均愿意自行承担，绝不将罪责推诿他人，亦不敢对毛主席有所推卸，否则，我之罪责将更加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