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为何选择徐向前执掌全军文革？

自1966年至1976年，我国度过了那段令人心惊肉跳的十年动乱，这段历史在我国现代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没有人能够预见到，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狂风骤雨竟然持续了如此漫长的时间，造成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对此，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剖析。在此，我仅就我在担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期间的个人经历，作一简要回顾。

“文化大革命”伊始，时局突变，狂澜肆起，短短半年时光，便使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严重扰乱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法规、秩序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

正如众多同仁一样，我也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感到措手不及，对其深奥的内涵也深感迷茫。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军队与地方的性质截然不同，绝不能让两者陷入无序之中。叶剑英同志当时身为军委秘书长，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然而，1966年10月5日，依据林彪的提议，发布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却明确要求，取消院校党委的领导地位，并强调“必须彻底消除那些限制群众运动的桎梏，与地方院校保持一致，严格依照十六条指示执行，充分激发民主的活力，大力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队院校在此方面更应起到模范作用。”此文件一经发出，军队院校及机关随即陷入动荡，地方院校的学生与军队院校的学生纷纷冲击军事机关，事件频发。我们一生投身于军事事业，深知一旦军队陷入混乱，将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忧虑之情由此而生。

11月的一个日子，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透露了一则喜讯：即将举行一场军队院校的盛大活动，届时总理、陶铸及多位资深将领将莅临并致辞。11月13日，我们来到了北京工人体育场，参与了一场军队院校与文体系统员工的盛大聚会，现场气氛热烈，歌声与口号声此起彼伏。周总理和陶铸同志短暂交流后便离开了，而陈毅、叶剑英、贺龙及我分别发表了讲话。当时，我们一致反对对军队的干扰和随意冲击军事机关的行为。陈毅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来体育场的目的是提醒大家保持冷静，“即使泼冷水不讨喜，但对那些过于热情的人，用冷毛巾擦脸也是必要的。”他反对“逐步升级”的策略，认为口号越激烈越好，并认为仅仅罢免几位校长、处长和副处长还不足以解决问题，还需进一步升级。他提醒大家避免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我在讲话中着重指出，我军陆、海、空三军必须始终保持高度战备，随时准备应对敌人的突然袭击，确保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动。贺龙同志尽管当时正遭林彪的诬陷，处境艰难，但他出席本身就是对林彪集团的坚决反击。叶剑英同志则强调，真理不能跨越一步，否则就会变成谬误。“学习毛著并非像学习圣经那样盲目，不应迷信。不能只背诵而不行动，否则会陷入教条主义。”叶剑英同志在讲话中，有兽医大学的学生递来纸条质疑会议是否得到林彪的批准，暗示对会议的合法性有所怀疑。叶剑英同志读出纸条内容后，反问大家是否认为这是秘密召开的会议？他强调，总理和陶铸同志都出席了，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是经过集体讨论的，怎么可能说是未经军委同意召开的？我们的讲话充满了对党和军队的深情厚意，以及对干部和群众的深切关怀，却没想到最终被错误地定性为“重大罪状”。

11月29日，军委文革再度策划并举办了第二次接见活动。陈毅、叶剑英与我同行，一同抵达工人体育场，出席了军队院校及文体系统来京人员的盛大集会。当我踏入主席台的那一刻，便立刻注意到会场上那醒目的标语，上面明确指出要批判陈、叶两位同志在13日的讲话，甚至使用了“炮轰”、“火烧”等激烈措辞。鉴于前晚睡眠质量欠佳，我感到头痛和疲惫，并未计划在此次会议上发表演说。陈毅同志的发言显得有些冗长，他针对上次会议中部分人关于四位军委副主席向群众泼冷水的说法，进行了劝诫，呼吁大家正确看待“路线斗争”。然而，由于我的头痛症状愈发严重，我不得不提前离场，未能聆听陈毅同志的完整讲话。

那两次在体育场的接见，竟然演变成了点燃冲突的导火索，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麻烦。觊觎军队权力的江青集团，趁机炒作“军内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论调，并声称要“改组军委文革”。组长刘志坚因此被撤销职务，遭受批斗，而陈毅、叶剑英也未能幸免，成为了众矢之的。军队的局势愈发陷入混乱，众多人陷入迷茫，不知该听从谁的号令。

“天塌不下来，你就放心去做吧！”

1月12日，全军文革小组正式对外宣布成立，成员阵容由18位精英组成。徐向前同志担任组长，江青同志担任顾问，而副组长一职则由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等七位同志共同担任。小组成员名单中，还包括了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以及和谷岩等同志。该小组的办公地点位于三座门。

晚年徐向前

初入新岗位，恰逢“一月风暴”，整个局势陷入了一片混乱。上海“造反派”领袖引发的“夺权”狂潮如疾风骤雨般席卷全国，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均深受其波及，更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与支持。毛主席曾言：“这是一场大革命，是一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林彪则煽动要对军队领导干部进行全面的“火烧”，声称：“真金不怕火炼，若是伪金，烧掉反倒是好事。”军队院校中的“造反”组织纷纷发起夺权斗争，两派群众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部分文革小组成员被揪出受审，下落成谜；上访群众络绎不绝，人数从几人到几十人，再到数百人、上千人，有时一天竟多达二百余批。各单位的求援电话络绎不绝，我家原本两部电话，如今又增两部，但仍显不足。五位工作人员日夜轮班值守，忙得不可开交。我除了参与会议外，还需接待“造反派”。不论昼夜，纠缠往往持续数小时，导致我的偏头痛时常发作。那时我常感疲惫，脾气也变得暴躁，言语间难免失态。周总理曾告诫我：“与他们交往，务必牢记八字真言：多听少言，多问少答。”此后，在接待群众组织时，我便采纳了这一策略。

一月中旬，京西宾馆内因对肖华的批判与声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大乱”。

某日，陈伯达在接见一群群众组织代表时，公开发表了对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评价，称其“非战士之范，更近绅士之态”。此言一出，总政内部立刻陷入一片混乱，有人随即张贴大字报，意图对肖华同志进行批斗和打压。周总理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并迅速出面予以澄清，明确指出这纯属无端谣言。消息传至毛主席耳中，江青深感忧虑，随即派遣专人于夜幕降临之时将所有大字报尽数覆盖。我们误以为此事已得到妥善解决，因而未再继续追查。

本次会议内容必须严格保密，不得外传，这是纪律所要求的。然而，会议结束后，杨勇同志将会议内容传达给了北京军区，消息不慎泄露。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记录本未能妥善保管，被群众组织偷看，会议内容因此曝光。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部分人员抄查了肖华的住所，抢走了大量文件。肖华同志从后门逃脱，前来找我，因我家门口聚集了大量群众，她又转往傅钟同志处，并乘车前往西山安置，才得以避免被批斗。我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全军文革部门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杨勇传达了会议内容，我随后与他通话，他诚恳地表示将吸取教训。

次日破晓，军委会议在京城西部的一家宾馆内持续展开。杨勇同志入场后，我对他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江青带着讽刺的语气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难道是躲了起来？”接着，肖华赶到现场，向众人讲述了昨晚家中遭遇抄家的不幸。我怒不可遏，猛地一拍桌子，茶杯盖子随之掉落。叶帅也义正词严地表示：“肖华是我所庇护的，若有任何罪责，我来一力承担！”他同样用力拍桌，以致手指骨受伤。这就是所谓的“京西宾馆事件”，由此展开。事后，这一事件被夸大，成为了“二月逆流”中的主要“反党罪证”。

不久之后，杨勇同志不幸遭遇了新的变故。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因涉嫌“二月兵变”一事而受到牵连，杨勇同志随即接手了军区的工作。在此期间，叶剑英同志突然向我透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他表示杨勇同志可能难以保全自身。我追问详情，他告知上级的意图是“彻底消除”杨勇。我推测这位上级很可能是林彪。因为林彪曾公开表示，杨勇从不单独向他汇报，每次汇报时都携带着廖汉生一同前往。林彪还指出，杨勇在反彭黄事件中的表现并不积极，这显示出林彪对杨勇已怀有芥蒂。而杨勇所传达的批判肖华的会议内容，恰好成了林彪整治他的契机。1月23日，战友文工团的部分成员聚集在我家门口，高喊“打倒杨勇”的口号，并要求我接待他们并发表意见，否则他们将不离开。我接待了他们，表示如果杨勇同志确实有过错，可以提出，但需遵守政策，避免“彻底摧毁”，不应将其完全推翻。然而，在那个关键时刻，这些话语已经无法阻挡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那年的八月盛夏，徐向前将军与他的夫人黄杰女士，一同来到了京城一隅的幽雅宅邸门前。

“如此一来，我岂不是成了军队的消防队？”此后，她甚至不再接听我的电话。向中央文革请示事宜，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都如同泥牛入海，音讯全无。林彪则更为狡猾，深居简出，很少出面回应问题。叶剑英身为军委秘书长，我则是全军文革组长，我们被推至最前沿，“坐蜡”的正是我们这些人和徐立清、李曼村等同志。当时军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纷纷涌入京城，寄居在京西宾馆以图避难。驻京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有的被一派势力抓走，有的则被藏匿，生死未卜。各地的“造反派”肆无忌惮，四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军队指挥系统陷入瘫痪，无法完成战备任务，我们陷入了困境，呼唤无门，焦急万分。为了应对这种混乱局面，我与叶剑英、聂荣臻同志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甚至邀请陈毅、刘伯承同志参与讨论，然而大家除了忧心忡忡、愤慨不已外，竟无法想出任何扭转局势的良策。那时，若离开中央文革和林彪，军委对重大问题束手无策，即便作出决策，又有谁会听从呢！

肖华与杨勇接连遭受批判，局势动荡，我们焦虑不安，多次致电林彪，他却始终避而不见。情急之下，我决定冒险“闯宫”。1月24日傍晚，我驱车直奔林彪的住所——毛家湾。林彪的秘书面对我的突然到访，不便阻拦，便引领我至会客室，此时林彪与陈伯达正在交谈。我开门见山，向林彪详细汇报了军队当前的混乱局面，并提出：为维护军队稳定，必须制定几项规定，诸如禁止擅自成立战斗组织、禁止随意揪斗领导干部、禁止非法夺权等。林彪听后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并即刻口述七项规定，由秘书记录整理。随后，他提议邀请叶剑英和聂荣臻共同研究此事。陈伯达遂起身离去。叶剑英和聂荣臻抵达后，均表示支持这七项规定。我们决定由叶、聂和我一同前往钓鱼台，征求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意见。我特意致电陈毅同志，邀请他加入钓鱼台的会议，认为多一人便多一份助力。

“所定八条，甚好，照此发出。”林彪在拿到批示后，激动地对毛主席说：“主席，您批准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据我观察，林彪当时心中自有盘算。身为国防部长，他主持军委工作，掌握军权。然而，军队状况混乱，他无法向毛主席交代，这对他的处境极为不利。

紧接着，我们正式发布了以“军委八条命令”为主干的文件。

依托这“八条命令”的坚实支撑，各单位领导人的信心得到了显著提升。有些军区甚至将省委的负责人安排至军区院内，以确保其安全。针对那些冲击军事机关、实施打砸抢的“造反派”，采取了必要的抓捕行动。然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意图制造混乱的人物，却显得焦躁不安。他们诬称军队“镇压群众”，将其称为“带枪的刘邓陶路线”，试图激起民众情绪，试图推翻“八条命令”，扰乱军队秩序，以便在混乱中攫取权力。

自2月8日起，周恩来同志于怀仁堂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聚焦于“抓革命，促生产”。与会者阵容强大，包括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众多领导同志。会议决议，每隔两三天便召开一次，具体时间定于下午。在会议中，我们这些资深同志与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等同志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刘志坚的叛徒罪名已定，无法更改！’我愤怒地质问：‘你凭什么给他定罪？没有证据怎能定罪？’我还针对他前几天在三座门接见群众时所说的‘不仅保护你们，也要保护徐向前’的虚伪之言，激动地拍桌质问：‘谁需要你保护，我有什么需要你保护的？’11日下午的会议继续进行，叶剑英同志再次强调军队不能失控。我表示：‘军队是专政的支柱，若军队继续如此混乱，我们这些人难道要放弃一切，回家种田吗？’会议最终不欢而散。

16日的会议见证了斗争的高潮，遗憾的是我未能亲自到场。不过，在会议落幕之后，我仔细研读了会议的简报，从而对会议的核心议题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让你们这些人去干吧，我不干了！”“即使砍头、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劝谭震林同志回来。陈毅同志也劝道：“不要走，要留下来继续斗争！”最终，谭震林同志没有退出会场。

“10月5日的紧急指示，其消极影响占据主导地位。”

在最近的会议中，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在“被告席”上显得尴尬而狼狈。会议结束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江青做了汇报，并炮制了一份指责性的材料，向毛主席告发我们。据我所知，起初毛主席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笑，并未多言。然而，当听闻16日陈毅同志对延安整风问题的评论后，他的表情变得严肃，提出了疑问：难道延安整风也是错的吗？难道我们要让王明等人归来？他甚至提出了极端的设想：如果如此，就让陈毅上台，我下台，我和林彪返回井冈山，江青受到枪决，康生则被发配边疆。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接连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江青一派率先发难，使得周恩来总理陷入被动局面。

在毛泽东就“怀仁堂事件”作出指示后，江青等人便感到自豪。紧接着，在中央军委召开的生活会议上，我们受到了批评，这一过程持续了整整一周。康生首先对我发起攻击，气势汹汹地质问：“军队难道是你徐向前的？”与此同时，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击“二月逆流”的风潮，口号此起彼伏，指责所谓的“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并设立了抓捕谭、陈等人的联络站，甚至有要“挖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的呼声！这里的“黑后台”显然指的是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在3月份京西宾馆的一次会议上声称：徐向前是这场斗争的先锋！他还指出，“二月逆流”扰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原本预期在1967年二月、三月、四月就能看到文革的成果，但他们却使运动陷入低谷。此后，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议被直接取消。

1967年3月24日，肖华同志顺利“通关”，随之，他肩负起全军文革领导的重任。得此消息，我心中充满感激，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自担任全军文革组长之职，仅仅三个月的光景，我便深陷于繁忙与焦虑的漩涡之中，日夜辛劳，无暇他顾。烟瘾日益加重，每日吸烟两盒仍感疲惫，这较之往日的战火岁月，更显身心俱疲。如今卸去这副重担，恰如我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