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胜回忆：新四军时期的父亲张爱萍与彭雪枫

作者：张胜

著名将领张爱萍之子

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

就在父亲只身进入皖东北后，当时接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在1939年12月的中原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他新的战略主张: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不是向北，不是向南，更不是向西，而是向东。豫皖苏和皖东地区都背靠国民党统治区，如果向西发展，将同国民党一、五战区发生冲突，受到他们限制。北上华北，南渡长江，则都不可能打开新局面。只有苏北，不但全属敌后，地域辽阔，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且北近山东，可同八路军互相依托，互相策应。刘少奇指出，应把苏北看作新四军的战略突击方向。他疾呼:“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

这一点，和父亲在战略上的主张不谋而合了。皖东北的战略地位一下子凸显出来。

经过三个月的等待，刘少奇再次向中央提出请求，希冀调集华北八路军三个或以上的主力团支援华中战场。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派遣黄克诚的344旅火速南移，以加强华中战事。此时，刘少奇正身处皖东。皖东与皖东北两个根据地仅一水之隔，这对长期在敌后孤军奋战的刘少奇的父亲来说，无疑是喜讯。他立刻发电邀请刘少奇同志前来皖东北视察。刘少奇原计划将进军苏北的重点放在皖东，并无前往皖东北的打算，因此回电婉言谢绝。然而，父亲不放弃，屡次邀请说，两地相隔仅一河，他到河边迎接刘少奇总可以吧。盛情难却，刘少奇最终决定亲自前往，行程耗时三天。然而，一踏入皖东北，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这里正是真正的敌后战场！日军迅速包围了他们，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的四个团也截断了他们的退路。于是，便发生了上文所述刘少奇在刘少奇处寻找食物的故事。无奈之下，刘少奇一行只得跟随刘少奇的父亲在根据地与敌人周旋，这一停留就是一个月。坏事变好事，刘少奇的父亲终于有机会与上级领导接触。在这一个多月的相处中，两人多次讨论未来的战略部署，这正是刘少奇父亲的专长。皖东北地处皖东与华北之间，为何不以它为跳板直指苏北？这不仅地理上更为便利，还能与向北发展的陈毅、粟裕部队形成南北夹击。同时，皖东北地区西有彭雪枫的豫皖苏根据地，南有张云逸的皖东根据地的掩护，南下八路军越过陇海线即可在此休整，待时机成熟再进入苏北。

皖东北的战略重要性终于赢得了高层领导的认可，这无疑是我父亲最大的慰藉。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人类的首要需求是生存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紧接着的便是渴望被社会认同和认可。

在皖东北与父亲共度的时光，刘少奇心急如焚地期盼着黄克诚的到来。他向毛泽东发出电报，恳切地表示：“若能增派更多兵力，将更为理想”。字里行间，刘少奇的忧虑与迫切之情显露无遗。

三个月时光流转，至6月20日，黄克诚所率的八路军344旅与新一旅，合计兵力达12000人，终于抵达豫皖苏地区的首府——新兴集，与彭雪枫将军成功会师。

历经期盼终现身，黄克诚抵达，却选择在彭雪枫的津浦路西地区驻足。彭雪枫岂能放他离去，他志向远大，意图西进，征服整个河南！双方对皖东北并无特别向往，更别提前往苏北。至于这主意究竟出自谁手，如今众说纷纭，然而已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刘少奇显得焦急。29日，刘少奇急电黄克诚，要求其做好东进准备：“二十日内派遣三个团越过津浦路东开展行动”。

于是，历史的戏码再次拉开帷幕，东西方之争的波澜再次掀起。

彭雪枫执笔起草了一封电报，一如既往地秉持其既定思路：就当前反摩擦问题的解决而言，向东似乎更为有利；然而，从长远与敌伪顽的斗争态势来看，向西拓展则更具优势。鉴于平原战事必须以山地为屏障，因此，黄部应保留现有实力，致力于主力的培育，并构筑稳固的根据地；届时，一旦战局发生转折，便可西进伏牛山脉，或南下大别山区……

“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刘少奇），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详见《张震回忆录》第170页）他们的战略意图依旧着眼于中原，着重于西进发展。至于东进苏北的图谋，则可由山东方面派出，即苏鲁豫支队南下皖东北。（详见《同上》第171页）

这，就是尚方宝剑。

刘少奇自是不会轻率妥协，他的回复电文中明确指出：“贵方建议与当前全国政治局势相悖，此方针不可行。”他立足于维护和坚守国共两党在联合抗战后所确立的战略布局，于7月15日、17日、18日连续发出三封电报，严厉命令黄克诚率部跨越津浦路东，进军皖东北。

若再继续胡乱行事，恐怕将招致不测。挑战权威，追求独立自主，这可不是儿戏。黄某遂致电毛泽东寻求指示。毛泽东的回答直截了当：服从中原局胡服（即刘少奇）的指挥。黄某将电文展示给彭某过目后，决定留下5000人马交由彭雪枫指挥，而他本人则带领剩余的7000人，于8月7日抵达皖东北。

父亲所属的部队并入黄克诚指挥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他将跟随黄克诚前往东征。他这样说道：“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便是将原本交付我的张太生团归还给了彭雪枫。我将踏上征程，目标是让这个团整装待发，完整无损地归还。”当我询问他是否感到不舍时，父亲感慨万千：“在那个时代，建立起一支军队实属不易，产生情感也是人之常情。然而，这支军队属于党，属于人民，个人不能过分争夺。拥兵自重只会让人陷入困境。”我明白，他的话语中包含着深意。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过去两年。即将告别这片亲手耕耘的土地，回想当年，他独自一人起步，如今，站在他面前的，是一支由皖东北子弟构成的军队。与他共同打下这片基业的战友江上青，将在此地长眠。他们，是否还会重返这片故土？

4个月后……

1941年1月4日的夜晚，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顾祝同与32集团军上官云相密谋，调动了7个师近8万名兵力，对驻扎于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实施了包围，共计9000余人。这场战役惨烈无比，新四军士兵拼死抵抗了七个日夜，直至弹尽粮绝。军长叶挺不幸被俘，而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以及副参谋长周子昆均壮烈牺牲。这场事变震惊了国内外，史称“皖南事变”。

数日之后，进入一月中旬，蒋介石集结三十万大军，直指华中地区。紧邻的汤恩伯指挥九个师，总计十万兵力，迅速推进至涡河以南的涡阳与蒙城一带，意图迫使彭雪枫撤离豫皖苏边区。皖南的悲剧已迫在眉睫，彭雪枫不敢有丝毫懈怠，第四师已做好全力以赴的抗敌准备。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遭遇了严峻的挑战。自父亲离世以来，日伪军趁着国民党军队大举进逼、我方首尾难以兼顾的时机，迅猛进攻，成功夺取了根据地首府青阳的控制权；同时，盘踞于洪泽湖地区的伪军、顽匪以及地方黑恶势力也纷纷卷土重来。

蒋介石久怀对华中腹地之觊觎！他意图迫使共产党撤离华中地区。国共两党的对抗态势迅速升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史学家们将其称为“我军敌后抗战进入了未来两年的最为艰难的阶段。”

华中局下达严令：“务必坚守华中战场，绝无后撤之意，亦不得向华北、华南地区撤退。”（详见《新四军战史》第217页。）

战云密布，局势紧张。华中局紧急指令，令父亲即刻率领部队返回皖东北，任务是肃清当地的土匪与顽固势力，构建稳固的根据地，同时确保皖东北与彭雪枫部后方的安全。（注：《华中局1941年1月22日电令》）

四个月后，父亲再度率领赵汇川、李浩然、沙风等得力干将，重返皖东北。彼时，1941年1月28日，新四军军部于盐城得以重建，父亲隶属的八路军第5纵队第3支队随之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第9旅。自此，父亲习惯将那段在皖东北的时光统称为“九旅时期”。

自从回归三师，他内心颇感压抑。父亲的性情与黄克诚截然不同，黄老先生沉稳持重，而我父亲则年轻气盛。他曾言：“卧枕宝剑夜有声”，将自己比作一把剑，即青萍剑。此次，他所率领的九旅脱离师部，踏上远征之路，身处战场，将不受君命束缚，如同下山猛虎，得以畅快杀敌。

“根据地的人民欢腾若狂，肥猪、鸡蛋源源不断送往前线，慰劳着我们的战士，各地鞭炮声此起彼伏，庆祝着胜利……”当地的长辈们更是吟诗作赋，有云：“兵分八路征讨青阳，妄图跳梁的小丑岂能得逞。”众人对新四军的到来期盼如同渴望云霓之明。

“九旅已蜕变为我党正规化军队。”这真可谓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紧接着是泗县、宿县、宿迁，以及吴吁子、大柏圩子、刘圩、张小坝等地名，这些仅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才能寻觅的角落，我们一路奋勇向前，势不可挡。夺回失地并非我们的最终目标，这群家伙若不领教一番爷爷的厉害，恐怕不知天高地厚！

父亲回皖东北有更大野心。

稍作休憩之后，九旅携手并肩作战的2师5旅一个团，共同发起了对洪泽湖的攻势。父亲指着一张照片，满怀自豪地回忆道：“瞧！这是我设计的钢板划子，船身两侧都铺设了坚固的钢板，船头还装备了高射机枪，这便是我的‘艨艟斗舰’。”有老同志回忆称，那高射机枪威力非凡，是从敌军的飞机上拆卸而来。然而，子弹却颇为稀缺，张司令对此极为珍惜，每次派遣时，都必须由他亲自审批。

“神兵夜降昏宵暗，分兵扫荡落叶飞。”宛如秋风扫落叶。我感叹道：“瞧你，心境真是大变样了。”他笑着回应：“你再瞧我写的《战洪泽湖》。”在这首诗中，他巧妙地用“蛟、蛇、蟹、鳖”来比喻：“蛟，即大蛇，凶猛异常，暗指日军；蛇，滑且毒，指的是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如同螃蟹，横行霸道；鳖，藏头露尾，专干些腌臜事儿，与当地的水匪湖霸无异。”嘿，还真是生动形象呢！

四十年前的那段往事，他提及时情绪激昂，挥动着手臂，语气坚定地说：“我将其搅得天翻地覆，那些可恶的家伙，被我一网打尽！”

“正如曹孟德所言，我视袁军如同尘土瓦砾！”父子俩不禁哈哈大笑。

历经艰辛，老爷子有理由自豪。

皖东北虽地处战略要冲，却存在纵深不足的问题。洪泽湖战役的胜利，一举将皖东北与淮南的东区、苏北的淮宝区和淮泗区紧密相连，使洪泽湖成为华中根据地的天然内湖。这不仅有效规避了敌人陆上封锁，使得华中各战区得以通过水路迅速集结和调动兵力，更消除了西进作战的后顾之忧。

如何有效管理这片根据地？我父亲的想法是：“我承认自己对地方事务不太了解，也无法抽出更多时间去从事政权建设。我了解到2师中有几位资深的红军老将，如郑位三和邓子恢，他们在政权建设方面经验丰富。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最好邀请他们加入，这样我就能专注于抗击日军，并加强部队建设。”

往昔之中国，犹如破碎的沙粒，国民形象如鲁迅作品中的人物，显得愚钝与麻木。如此民族，实难抵御外来侵略。迟浩田同志曾向我分享他的亲身经历，在山东招远故乡，听闻日军将至，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普通民众，纷纷逃散。整个县内，踩踏伤亡者不计其数。然而，真正到来的日军，却不过是一个小队的人数。

“这正是政权建设的真谛所在。”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不仅在战略战术层面存在显著差异，更在于对战争本质的认识与理解上有着本质区别。

“张爱萍深知邓子恢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工作领域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于是他向中共中央提交了申请，恳请派遣邓子恢前往皖东北主持党与政府的工作。5月2日，毛泽东通过电报向陈毅、刘少奇作出批示，批准了张爱萍的请求，决定调任邓子恢至淮北路东，负责领导皖东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详见《邓子恢传》第270页。）

父亲曾言，邓老（邓子恢）在他心中宛若一位“仁慈的长者”。

他回忆说：“邓老是从洪泽湖那方乘船而来的。携夫人陈兰及子女同行，身旁还跟随一位挑夫，一边是负责烧饭的仆人，另一边是嬉戏的孩童。我们特意将最舒适的居所留给了他们。”

洪泽湖钢板船

这实乃罕见之奇闻，常见的是下属对上级有所要求，而上级对下属提出要求的情况却颇为鲜见。

局势如棋局般错综复杂。在皖东北，发展势头正盛，生机勃勃，而路西的彭雪枫却正面临着人生中最艰难的挑战。

风暴如期而至。

彭雪枫正准备应对汤恩伯所率国民党军的压力，却遭遇了出乎意料的变故——敌军突然全线败退。原因在于1月24日，日军对汤恩伯部侧翼发起了豫南战役，动用了五个师团的力量（每个师团约两万余人），分三路向豫南进发，意图在平汉路以东围剿汤恩伯和李品仙指挥的15万东北军。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汤恩伯立刻中止了对彭雪枫的攻势，放弃豫东和皖北的广大领土，闻讯即逃。

雄师将至，转瞬之间，却又悄无声息地隐去，战局变幻莫测，令人难以捉摸。

这或许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佳机遇？多年来渴望实现的局面竟在瞬间显现，日军启动了打通平汉路南下的战略。正如预期，国民党在日军压力下，放弃了广袤的国土而撤退。大三角战略布局栩栩如生。是彭雪枫早已摩拳擦掌，还是中央、毛泽东、华中局急于行动？如今已无法追溯这段历史，或许两者都有一定的原因。据老同志回忆：“1月28日晚，我们接到刘少奇、陈毅紧急电报……指示我们集中兵力，控制关键战略地点，积极向敌后推进。随后，毛泽东的电报要求我们组建两个精锐支队，在适宜时机进入豫西，开展游击战……2月2日，中央连续发出三份电报，强调务必争夺河南，不惜一切代价。2月3日，华中局和军部也两次催促。”然而，我还了解到另一种观点：“纵队首长向军委建议，把握当前时机，进军豫西、陕南，建立战略据点。”

此次行动的宗旨在于收复国民党所放弃的领土，而非针对他们进行专门打击。这无疑是一条政策底线，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上级领导层所发出的警示意味。

然而，事实却表明：2月4日，第四师第十旅的一支部队已成功渡过淝河，而第十一旅第三十一团亦顺利渡过涡河。截至2月7日，第四师的主力部队已推进至阜阳的北部、东部及东南部，具体位置包括张村铺、阚疃集以及江口集等地。显而易见，这样的部署与国民党军的距离过于接近。

这无疑是彭雪枫特有的指挥风格。正如兵法所云：“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第四师主力迅速挺进，深入敌后上百公里，根据地面积瞬间扩大了一倍以上。然而，他们似乎忘却了兵法中的另一句箴言：“兵不厌诈”。在未与敌军主力进行决战之前，过分扩张地盘并非明智之举。

果然，在两天后的2月9日，一场怪异的现象再次上演：日军忽然终止了对国民党军的追击，迅速撤离战区，弃守了涡阳、蒙城等要地。那场声势浩大的“豫南战役”宛如幻影，瞬间浮现，却又迅速消散。

短短一日，即在2月10日，汤恩伯、何柱国两部在溃退之际，即刻发起反击，凭借9个师的14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回马枪式的猛烈攻势。战局由此逆转。此时，我军第4师因向西、向南突进过快，兵力分散于收复的国民党据点城镇，未能及时集结部队。面对敌军数倍于我的压力，第4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彭雪枫展现出了无比的坚韧，他指挥部队左冲右突，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历经三个月的激战与血战，终于将部队从死亡线上成功解救。华中局接连发出两封紧急电报：彭雪枫部队已迅速撤离至津浦路以东的皖东北地区；张爱萍亲自率领第三师第九旅，并统一指挥北调的第二师第五旅，负责封锁津浦路，以确保接应彭雪枫部队安全撤入皖东北根据地。

这正是史册中记载的彭雪枫三个月的抗顽战事，中華人民解放軍与侵华日军之间的协同竟达到如此无懈可击的地步，令人惊叹！这究竟是偶然还是预谋？然而，史学界对此却鲜有深入研究。

胜利的喜悦在洪泽湖上迅速消散。父亲感慨道：“起初，我与彭雪枫通电话，曾言及若情况不妙，便及早东渡而来。彭雪枫却回应，当前形势尚可，暂无需如此急切。我对彭雪枫的性格颇为熟悉，深知他不到绝境绝不会轻言放弃。”

“我们或许可以先调整后方机构，我将向军方提出此建议。”

首批撤离的部队于三月上旬启程。其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乃第四师的第十旅，即黄克诚所托付给彭雪枫的第三四四旅，该旅经过连番激战，已元气大伤。第三四四旅的前身是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历来以英勇善战、敢打敢拼著称，然而此刻，他们不得不撤退至皖东北进行休整。第十旅旅长刘震曾建议集中兵力先发制人，然而彭雪枫并未采纳此议。岁月流转，刘震在回忆往昔时，仍不禁心生愤懑。

12旅34团的全体士兵壮烈捐躯。在11旅与骑兵遭遇时，32团以及师直属部队亦遭受惨重损失。部队因连续作战而疲惫不堪，军心浮动，物资补给严重短缺。随后，豫皖苏根据地的核心区域被敌军所占领，党政军民各机关与部队共计伤亡、失踪者超过四千人。

坚持武装斗争已不可行。1941年4月25日，华中局以及新四军军部向彭雪枫所部主力下达命令，要求其转移到皖东北地区。

冲突乃生死较量，一旦陷入对方重围，逆转局势谈何容易。自1927年“四一二”惨案始，历经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红军长征血战湘江，直至最近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追击从未放松。我军在皖东北仅余不足万人，枪械不过五千支。代价之惨痛，难以言表。

“彭雪枫撤至路东，是我前去迎接他。”据史书记载，彭雪枫从路西撤回至路东，进入皖东北根据地后，最初在灵璧县南部的濠城驻扎，那里正是项羽别姬之地。这些地方似乎都带有不祥的预兆。

“我明白彭的心情颇为沉重，却不知如何才能给予他慰藉。”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感受到彼此之间在初次见面时多少显得有些尴尬。

我暗自思忖，父亲，您这话说得真是让人尴尬，明明知道哪个话题不宜提起却还要提起，难道这简短的对话无意中揭开了我们心中隐秘的疙瘩？我犹豫着，不想再深入探讨。

父亲言道：“我将半城之九旅旅部拱手相让予彭雪枫，而我则率领机关迁往新兴圩子居住。”在我前往泗洪进行考察之际，依据部分老同志的追忆，4师师部自路西迁来之初，并未驻扎于半城。直至7月份仁和集会议落幕，对于路西战败的组织性结论已定，4师师部方才从管镇迁至半城。彭雪枫与张某某，依旧保持着长征途中那般默契，彼此扶持，共度难关。

仁和集会议

仁和集，坐落于洪泽湖畔，是一个宁静的小镇。依照华东局的指令，此处召开了针对四师排以上干部的盛大会议，旨在总结与检视路西反战斗役中的失利经验与教训。

本次会议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亲自主持，这实属偶然。邓主任抵达皖东北之际，恰逢彭雪枫所部在路西战役中遭受挫折，华中局随即委派邓主任负责处理彭雪枫相关事宜。

在众多回忆录的记载中，关于会议的细节鲜少被提及，即便是在一些颇具权威性的历史文献中，这方面的内容也颇为罕见。1941年9月15日，华中局及新四军的领导人向毛泽东同志及中央军委提交了一份报告，标志着首次对会议议题的正式处理意见。随后，在1942年1月，华中局召开了首次扩大会议，并据此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此外，华中局及新四军的领导人还向中央发出了电报，并在文件印发时附上了批语。

父亲并未全程参与此次会议。他回忆道：“鉴于军部担忧顽固派势力可能追至路东，特命我统一调度2师的5旅，于津浦路一带布防。5旅的旅长为成钧，政治委员则是赵启民。5旅撤离后，13团留驻，由胡炜担任团长。随着青纱帐的升起，我始终紧贴前线进行侦察。在此期间，接到邓政委的紧急指令，要求我即刻返回半城。根据地已开始实行星期天制度。”

“踏入会议室，首先碰见彭雪枫，他告知邓将军在后头等候。我询问缘由，他只言‘去了自会明白’。邓将军见面后告诉我，彭将军将有所变动，4师的工作将由我来负责。这亦是华中局的决定。我难以接受，虽然胜利在望，但彭雪枫此时压力已重，此举似不妥。我坚持不接手这项任务，并对邓将军说，这支军队是他一手建立，应当继续依靠他来重振旗鼓。在这关键时刻，无人可替代他。邓将军认同我的看法，并对我表示赞同。”

“……我急于返回前线，在离开之际，再次遇见了彭。他指向自己居住的屋舍，提议道：‘你就住在我这儿吧。’我回应道，我的部队还在原地，等待着归队。”

显而易见，父亲的主张是首先吸取经验教训，查明责任所在；其次要迅速稳定局势，提振军队士气，恢复战斗力。在这两个任务中，根据目前的情况，哪个更重要，哪个更为紧急，应该无需多言。至于他和彭雪枫之间，确实存在情感纠葛。他们共同经历了长征的艰辛，尽管有过摩擦，但在父亲的心中，彭就像是他的一位兄长。面对大哥的困境，只能伸出援手，怎能取代其位置呢？

至于此处所提及的彭雪枫与先父职务更迭的问题，始终是研究那段历史时各方争执的焦点。这主要是因为缺乏相关的文字记录，加之当事人邓子恢和华中局高层领导均已离世。尽管如此，我仍旧忠实地记录下了先父的言论，以期为探究那段历史提供些许佐证。

父亲的言谈精髓最终被整理成文，收录于《回忆邓子恢》一书中。

“那是一个批判会。”五个月后，即1942年1月，华中局首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四师及豫皖苏边区党委在反摩擦自卫斗争中错误的决定》。《决定》一方面肯定了彭雪枫同志在初期战果，另一方面指出由于存在不正确的倾向，导致了这次严重的损失与失败。《决定》还深入分析了导致失败的四大原因，明确指出，此次错误主要由该师的主要领导人彭雪枫同志承担主要责任。

父亲言道：“失败并无需畏惧，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乃属寻常。我自身亦曾亲身经历。彭雪枫的坦诚态度，我深表赞同，他从不回避，总是勇于担当。”

我表示，尽管我们确实遭遇了损失，但还不能将其定义为失败。主力部队和干部队伍大多得以保全，肖东、宿东两地的武装力量依然存在，这为我们恢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我反对将问题一并归咎于过往的做法。更不容许以个人恩怨取代党的方针。会前，便有几人私下里找我及邓子恢，窃窃私语。我明确表示，若有要谈，应在会上明说。我无法忍受这种作风，平日里虚与委蛇，一旦有事便落井下石。”

父亲回忆道：“在1942年的新春佳节前后，华中局举行了首次扩大会议，会议持续了从年初到年尾。会议后期，毛泽东通过电报指示刘伯承前往延安，担任中央职务。临近结束之际，会议还对四师在路西反顽战役中的失利进行了讨论。邓子恢指出，不应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单一个人。面对敌人的强大和我们的薄弱，怎能期望每次战斗都能取得胜利？因一次败绩而累积所有指责，诸如夸大其词、不遵从上级命令等，这是不公正的。最终，饶漱石（时任华中局书记）总结了会议的结论，依旧保留了原有的基调。”

这位父亲，在党内显得与众不同，他对于党的政治生活有着独到的看法。他曾言：“在苏区时期，对于邓子恢同志的批评，只因多印了一些钞票，便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们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固然重要，却不应是无情的打压。似乎只有将问题放大，才能彰显出革命的坚决。更有甚者，热衷于此类行径。当权时便加以吹捧，失势后则予以打击。这样的风气，何时才能在党内得到改观？”

两人相知相交在此之后。

父亲接着讲述道：“在1944年的夏季，我们召开了华中局的扩大会议，邀请了四个师的领导出席。其中，1师的领导是刘炎，2师的是张云逸和罗炳辉，3师由黄老和我负责，4师则是彭和邓。陈毅那时被调往延安，张云逸接任了他的职位。在会上，有人揭露了陈老总存在独立性问题，详细指出了具体时间、地点和情况。到了下午，各师代表纷纷发言。我提出，对于军长的批评，当时就应该在党的会议上直接进行，何必等到集中算总账时才提？这样做不符合党内同志间的正常关系。我的话一出，他脸色顿时变得尴尬，其他人也不好再开口。散会后，黄老找我，询问我在会上为何如此直言，谭也认为我的做法不太妥当。我反问，这有什么不妥的？整风不就是要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吗？”

洪泽湖上新四军

我询问父亲，他这样让对方陷入尴尬境地，难道不担心自己会受到报复吗？父亲不屑一顾地回应道：“那不过是玩笑罢了。”“在文革之前，我一直坚信党内是坚持真理的，将整风演变成了整人，我对此感到十分不齿。后来我向中央写信，落款是一位共产党员。周恩来一眼便认出了是我的笔迹。”

言辞畅快之余，代价亦随之而来。据我后来查阅的档案资料所载，彭雪枫将军英勇捐躯后，中央决定由我父接任四师师长一职，华中局对此持有异议，然而中央的决策却始终未改。

“在晚餐之后，彭同志与我同行，他提到了过去我对某些事情的理解存在偏差，他没有足够重视少奇同志的话语，对于路西反顽的斗争，我也没有对他进行讽刺。当他了解到我不愿接任他的职位时，他称赞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回应说，自从红军时期起我们就并肩作战，难道彼此还不熟悉吗？他还知晓了华中局会议上我和邓同志的发言。他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有意针对个人的。”

“他终于真正地认识了我。”

“气温极高，沐浴时不幸遭遇冷水冲击，引发风疹，不得不入院治疗。期间，幸得刘球同志（即原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的夫人）精心照料。会议落幕之际，彭同志专程前来告别，紧握我的手感慨地说，不知何时能再次相聚？我回应道，各自为党，愿彼此珍重。”

“党的事业，务必珍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番话语分量沉甸甸。它既是对于胜利的深切期盼与美好祝愿，亦是面对牺牲的坦然准备与坚定决心。彭雪枫将军西行重返淮北战场，而我的父亲则东归投身苏北战事。两位生死相依的战友，都已做好了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献身的准备，然而，他们心中仍怀揣着重逢的那一天，期盼着胜利的曙光。

不愿分手竟成永别。

在苏北之地，父亲得知了彭雪枫英勇牺牲的消息，彼时他已担任黄克诚麾下副师长的职务，距今已有三载春秋。1944年9月15日，恰逢彭雪枫英勇捐躯之次日，他接到了紧急命令，须即刻返回皖东北，以接替彭雪枫的职务，担任第四师的师长一职。

岁月流转，每当提及彭雪枫的英勇牺牲，父亲总是满怀感慨。他常常说：“跌倒了，就要在原地爬起来，彭雪枫正是这样的英雄。离别之际，他曾言，路西根据地，虽失于我手，终将收复于我手。他真乃是一位英勇非凡的战士！”

英雄纵有败绩，却从不畏惧面对失败，亦不逃避应尽的责任。父亲所钦佩的，正是他这种无畏的气魄。

彭雪枫在奋力夺回路西的激战中英勇捐躯……豫皖苏之地，实乃彭雪枫命中注定之地！

“步兵利于险阻，骑兵利于平地”，果不其然。在那三个月里，第四师被马彪的第八骑兵团追击，陷入困境，毫无对策。仁和集会议之后，彭雪枫首要之举便是组建新四军独有的骑兵团。三年来，他磨砺军队，励精图治，屡次强调：豫皖苏是我所失之地，我必定要夺回它！

1944年夏季的8月，彭雪枫率部西进征程。月底，部队成功穿越津浦铁路，首战于小朱庄，大获全胜。9月10日，部队再次在八里庄展开激烈战斗。11日拂晓，当一名警卫员急匆匆奔向指挥所，汇报敌人已突围逃离的消息时，彭雪枫正疲惫不堪，准备稍作休息。他毅然决定亲自指挥这场最后的决战。他登上南门高墙，俯瞰战场……然而，一颗流弹突然飞来，正中他的心脏。彭雪枫甚至连一声呻吟都未能发出，便英勇牺牲，永远地躺在了战场上。

历经整整三年的时光，父亲重返那片他亲手耕耘的皖东北土地。这一次，他是来继承他敬爱的战友遗留下来的事业。每当忆起与彭雪枫相识共事的点点滴滴，父亲的泪水便不由自主地涌上眼眶。

彭雪枫在当地的声望举足轻重，不幸牺牲后，华中局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秘不发丧。他的妻子正值孕晚期，为了确保她能够顺利诞下彭雪枫唯一的子嗣，彭雪枫的父亲依旧以他的名义，向夫人林颖发送了数封平安电报。父亲担忧，书写文字可能会泄露蛛丝马迹。12月，孩子平安降生。直至1945年2月彭雪枫的丧礼举行之际，林颖方才得知丈夫已经英勇牺牲了半年之久。

拂晓剧团，由彭雪枫所创立，正吟唱着我父亲所撰写的挽歌，歌词中饱含着与亲人多年共度风雨的深情，以及战场上的永别之痛。

2004年9月，彭雪枫将军殉国六十载，家中来电催促我务必尽快回国。历经多番辗转，我终于抵达北京。母亲告诉我：“为何务必让你回来？你父亲在世时，与众多高级干部交往，唯独与彭雪枫将军情谊深厚。”

的确，父亲与彭雪枫之间的情谊非同寻常。在九月，当我重返洪泽湖，再度踏入雪枫墓园之际，我脑海中不禁回响起父亲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我之所以存活，是为了他们。”

“审查可以，但绝不能在身体和人格上对其进行折磨。”在那个特殊时期，这样的表态无疑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我对前两件事略有所闻，然而第三件事却让我深感震惊。依据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父亲的行为显然偏离了常规，甚至触犯了原则，与他一贯所倡导的理念相悖。然而，他却选择了这样做。为何？只因彭雪枫已离世，而他，依旧健在！

“我之所以活着，是为了他们。”父亲的话语在雪枫墓园内回响，触动了我的心弦，热泪不禁涌上眼眶。在随后的战争岁月及政治生涯中，每当父亲遭遇险境、面临困境，或是在政治的风浪中需要挺身而出、冒险行事时，他总是以这句话来激励自己。我深刻理解父亲的心情，他渴望让那些在战争年代先行离世的朋友得以安心瞑目。

九月，皖东北的风景格外迷人。驻足于宁静的洪泽湖畔，凝望那辽阔的湖面，彭雪枫对妻子的深情倾诉在我耳边回荡。

“九月，这个月份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它标志着我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农历八月初二，通常是阳历的九月，这一天是我的生日。1926年的9月2日，是我从青年团正式加入党组织的那一天；1930年的9月，我们自长沙出发，踏上了江西的土地，开始了苏维埃的建立之旅；而1941年的9月，我的人生大事也终于尘埃落定！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

或许，9月对于彭雪枫而言，注定是某种宿命，他生于9月，亦逝于9月。淮北大地在9月铺满了金黄的黄花，那飒飒的秋风，似乎在默默地纪念这位英勇的烈士。